Categories
熱門新聞

香港“反送中”一周年:前线与“和理非”示威者的反思 – BBC News 中文


香港示威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警民冲突场面因为疫情而有所减退。

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的“反送中”示威一周年之际,抗议活动随着肺炎疫情爆发大大缩减规模,但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前境不容乐观。

香港失业率受疫情打击攀升至近年高位,北京推动即将在香港实行的《国家安全法》,令民主派担心言论、集会自由受限,美国有意对中港实行制裁,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不再存在,威胁到独立关税区这一个重要经济命脉。

BBC中文采访了两位分别来自“前线”和“和理非(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回望他们这一年来的转变,以及对未来的看法。

从不谈政治到变成“前线”

40多岁的阿强(化名)在旅游行业工作,示威爆发前,他自称是一个只顾赚钱、不谈论政治的人,单身的他拥有自住物业,过着自由自在、物质富裕的生活,闲暇时爱去旅行,不会关心“六四”、政治改革,也不怎么参与选举投票。

“那时候觉得政治或是社会制度是由一班官员或有学识的人制定,然后由普通人去遵守。”

2019年6月,香港政府坚持推动甚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案,触发几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参与游行抗议,那个时候的阿强仍然没有参加,连“五大诉求”具体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示威者的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撤回“暴动”定性示威、释放特赦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以及争取普选。一年过后,除了撤回条例修订案外,政府并没有回应示威者其他诉求。

示威者不满政府没有让步而把行动升级,抗议活动扩散至全港各区,从起初的堵路、包围警署和政府建筑物,演变成纵火、汽油弹、“装修”(破坏店铺)和“私了”(攻击不同意见人士)。香港警察则被形容把催泪弹“常态化”,再施以胡椒弹、橡胶子弹、水炮车等等。

数千名示威者因暴动、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警等罪名被捕。中港政府及建制派指控示威者搞乱香港,近似恐怖主义;示威者则称,和平游行没有用,而把行动升级,其暴力冲击也具有针对性。

图片版权
EPA

Image caption

前线示威者也分多个种类,从事激进行动的并非多数。

阿强回忆说,令他决定参与游行的触发点,是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因为购买“雷射笔”被捕。当时,警方认为“雷射笔”是“攻击性武器”,并称多名警员因为示威者使用“雷射笔”而眼睛受伤,但在阿强等示威者眼中,“雷射笔”也被列作“攻击性武器”则突显了警权太大。

阿强亦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众多警方执法可能违反守则、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袭击途人,警方迟迟没有介入并和“白衣人”拍肩膀的事件,同样令他感到愤怒。他认为示威者如果犯法而被捕,是应该承受制裁,但是警方执法时需要公平,倘若警员违规或是亲北京人士犯法,应当同样受到制裁。

但警方一直否认自己存在“警黑勾结”,否认有使用过分武力,并指自己公平执法。至今除了少数警员被训示之外,没有多少警员需要针对处理示威的事件负责,而曾在抗议活动中开枪或举枪的警察成为了“英雄”,甚至获得嘉许。

阿强在8月左右开始参与和平的游行,但有一次在现场,他发现警方不单纯针对“暴力”示威者,自己和周遭的人同样遭到武力对待,亲身经历催泪弹的可怕。他开始添置头盔、眼罩、口罩等装备,慢慢变成“前线手足”,经常向公司请病假或年假参与示威,时常留守到深夜。

他自言自己已经40多岁,有一定的生活负担,不敢做“放火”、“装修”、“私了”等行为,但试过帮忙拆栏、设路障,以及用水扑灭警方释放的催泪烟。按照香港法律,他涉嫌犯了“非法集会”、“破坏公物”等罪行。他回忆说,其脚部曾疑被地上反弹的子弹击中,剧痛了一周。

“我很怕死的,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发展到这种地步,出去了便会承担后果,这是我们的责任。”

去年众多次示威,他都没有被捕,但今年年初一次人群集结中,他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拘捕,结果突然没有上班两天,同事都知道了。

图片版权
EPA

Image caption

示威者多次破坏亲北京企业及中资公司。

图片版权
EPA

Image caption

香港警方拘捕数千人,但被控人数只有约五分一,因而引来滥捕的指控。

“那次聚集的人大多数是普通人,有些甚至只是经过的路人,明显是滥捕。被捕的人形形式式,年轻的、老的也有,在警署的警员也没有做什么。”

但被捕后,他仍然会参加网上号召的集会,当示威者在商场唱歌时,他见到有便衣警察会大声高呼警告其他人,他有空时也会到法院旁听示威相关的案件。

因为疫情关系,他被公司要求放无薪假,收入少了三分一,如果疫情持续,其公司甚至可能裁员。

阿强说不怕失去工作,认为“在香港只要肯做就不会饿死”,他认为疫情令经济转差,的确会令部分示威者减少参与抗议活动,“但他们不会因为经济差而变成支持政府”。

现在他已经养成了消费只光顾“黄店”(亲民主派商店)、不使用香港铁路、八达通(即便利通行支付卡)(以免留下记录),推动各界筹组民主派工会,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民主派阵营。

“我们怎么打都打不过中央,就算我支持香港独立,也觉得没有可能发生,”他说,“但不代表我们没有作为,我们身处大时代,就预示了将来的路不好走。”

他认为,警民冲突近期减少,除了是因为疫情,也因为更多前线示威者被捕,但香港问题已转向到国际层面,示威者或要改变策略,只会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升级。

美国对中港实施制裁,被形容是香港示威者寻求“揽炒”成功。“揽炒”有玉石俱焚的意思,示威者认为,如果中共当局受到制裁,可能会减轻打压香港的步伐,但这意味着香港可能失去美国的特殊待遇,甚至失去独立关税区,可能令经济进一步受挫或令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阿强怀抱乐观的心态,他认为虽然香港成为中美之间的棋子,但经济不会走向最差的境地,而就算经济转差,香港人仍然有办法活下去。

香港“反送中”一周年:前线与“和理非”示威者的反思 - BBC News 中文 1

你的器材不支持播放多媒体材料

香港政府31年來首度禁止香港紀念六四集會

“和理非”在中资公司的争扎

30来岁的阿健在香港一家大型中资企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他强调自己是“和理非”示威者,“我怕死,所以不是和平的游行尽量不参与”。

去年“反送中”示威爆发后,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大游行,在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后就会离开。

他没有正面受到警察的攻击,然而,他所在的中资公司却施以打压,让他愈来愈难参与示威。

过去几个月,温和派示威者多次在午饭时段的闹市和商场举行名为“和你lunch”的抗议活动,在闹市或商场中唱歌和叫喊口号。

起初,阿健也有参加,但后来,他的公司宣布,强制要求员工提早在11时在指定餐厅吃午饭,12时要回到办公室向上司报到,暗示不批准任何员工参与示威。

他公司一名工作几十年的同事因为被人在电视直播中发现参加示威,而被人用“违反公司守则”等理由革职。

人心惶惶成为了中资公司香港员工的写照。

图片版权
AFP

Image caption

疫情过後大型游行减少,但各组织已准备随时号召民众再次上街。

近日,中国人大突然宣布绕过立法会为香港直接引入《国家安全法》,他的公司“呼吁”员工签下支持《国安法》的联署。

“表面上是没有强逼你签,但你不签就要与上司见面,上司会跟你说,进入这家公司,就要跟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多个香港同事因为不签名而辞职了。”

去年下半年的示威,他为了工作而没有参与和平示威,失去了示威的言论自由。如今,他被迫联署,失去了在公众领域“不被表态”的自由。

示威爆发后,他试图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希望尽快离开中资公司,但碰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转职之路要暂时搁置,但庆幸这是大公司,与裁员有一段距离。

他认为,香港乃至国际企业都十分依赖中资公司,即使示威者予以杯葛或“装修”,也撼动不到他们的地位,这些公司在大陆资源支持下,只会在香港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早前已有消息传出,中国政府要求国企加强投资香港,控制多个行业。

香港“反送中”一周年:前线与“和理非”示威者的反思 - BBC News 中文 2

你的器材不支持播放多媒体材料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国家安全从不是港区自治范围的事

他坦言,“揽炒”对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他认为只是加速香港变成中国另一个普通城市的过程。香港人可能失去自由,中共也将继续屹立不倒,但他说自己家庭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个曾经享有自由的人,在快将失去自由时会拼命争扎。

阿健自小学三年级开始从广州来香港,祖父母那一辈受尽“文革”之苦,父母于是为了逃避中共来到香港。他初来港时中港矛盾未爆发,可以顺利融入香港社会,如今仍然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不认同中共政权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我家来香港就是为了逃离中国,回归当下仍然觉得香港有分别,但现在没有了。”

他相信,香港问题已经提升至国际层面,示威者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世界知道,极权的中共会如何对待自由社会,示威者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未来的主导权不会很大,但只有持续发声,才得到国际社会关注。

短期内,他表明自己仍然会参与和平的游行,不过,他会以眼镜、口罩乔装,游行时把电话的定位系统关掉,以免让公司有任何方法,留意到他出席示威。

长期来说,他希望可以移居海外,逃离香港,“我不像那些持有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的香港人,英国再怎么放宽BNO政策,对我也没有帮助,而香港其实有很多我这种人。

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