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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派香港學者沈旭暉的反思:“一國兩制” 不要再退


simon shen
沈旭暉辦公桌上有一個行事歷,上面寫上“生於香港的無奈”。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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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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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Reuters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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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像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絕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檯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在台灣觀察選舉時,沈旭暉即興在網上號召香港人聚會,吸引近百人到場。
在台灣觀察選舉時,沈旭暉即興在網上號召香港人聚會,吸引近百人到場。 ©SIMON SHEN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AFP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Reuters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製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絕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香港示威警民衝突不斷發生,政府明言要止暴制亂。
香港示威警民衝突不斷發生,政府明言要止暴制亂。 ©AFP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4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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