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求是:時間是最佳的鑑定家,我希望多年以後他仍然爲我叫好


鍾求是:時間是最佳的鑑定家,我希望多年以後他仍然爲我叫好

2021-01-12 澎湃新聞

原創 訪談者 生活周刊 收錄於話題#上海訪談32個

鍾求是

1964年出生,浙江溫州平陽人,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經濟系和魯迅文學院第三屆作家高研班。現爲《江南》雜誌主編,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在《收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刊物發表小說多篇,作品獲《小說月報》百花獎、《中篇小說月報》雙年獎、《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十月》文學獎、《當代》文學拉力賽冠軍、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等。出版長篇小說《零年代》《等待呼吸》,小說集《街上的耳朵》《兩個人的電影》《謝雨的大學》《昆城記》《給我一個藉口》《我的逃亡日子》等多部。有作品改編爲電影和電視劇。

鍾求是出生於溫州。在人們的習慣目光中,溫州人善做生意,不過很多人都忽視了,其實這是有文有藝的地方,姜立夫、蘇步青、谷超豪等大牌數學家,南懷瑾、林斤瀾、葉永烈、黃豆豆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溫州,還有近些年被熱議的「溫州文學現象」,鍾求是便是其中重量級的人物。鍾求是解釋說,溫州人的語言和思想都很獨特,冒出什麼樣的人都不應該感到稀奇。

沒有見過鍾求是,看到名字會以爲是嚴肅的老者,其實他不僅不老,而且有著江南文人的那種靈性和茂盛的生命力。他在大學裡學的是政治經濟專業,把《資本論》讀得滾瓜爛熟,對於多數人而言,這和文學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對於一個優秀作家,卻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他的這段經歷經過幾十年,終於發酵成了一部長篇小說《等待呼吸》。鍾求是表示,文學不能媚俗媚權,不能搶時近利,希望自己的這部作品,面對時間這位最佳的鑑定家,不僅現在說好,許多年後也說好。

本期焦點人物 鍾求是

青年報記者 陳倉 李清川

1個

「求是」兩個字的本義特別好,

但再好的詞語變成流行語後,

也會離開文字的原來面目。

青年報:我們先談談你的名字。每次看到你的名字,我都會想到《求是》雜誌,而且會聯想到一個戴著黑邊眼鏡的很具體的形象。這個名字是父母起的嗎?圍繞著這個名字應該發生過很多故事了吧?

鍾求是:嗯,我的名字是父親起的。父親是個縣城裡的銀行職員,平時跟枯燥的數字打交道,逮到機會就把一個流行名詞摁到我頭上。其實在漢語中,求是這兩個字的本義特別好,探尋事物的真諦嘛。但再好的詞語變成流行語後,也會離開文字的原來面目。二十多年前不少讀者見到我的名字,便以爲我是個老者。有機會見了面,對方心裡會暗吃一驚。好在我的姓比較冷僻,抵消了名字的端正,組合在一起倒容易讓人記住。至於我爲什麼不用筆名,那是另有隱情。既是隱情,呵呵,在此按下不表了。

青年報:你是溫州人。大家一提起溫州,就會想到商人,尤其炒房團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想問一下,你父母輩就是本土人,還是從哪裡移民過來的?你能介紹一下故鄉和父老鄉親嗎?

鍾求是:我的出生地是浙江溫州的平陽縣城,一個叫昆陽的鎮子。我在那兒生活十六年多,讀完小學和中學,也形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基礎記憶。不過在填履歷表格時,我在「籍貫」一欄里會寫上諸暨兩字。我父親老家在紹興的諸暨鄉下,十三歲跑到溫州城當學徒,新中國成立後進培訓班學習,分到了平陽銀行工作。我母親是溫州城裡人,剛解放時是市公安局一個科員,後來因爲運動被下放到平陽棲身。所以在昆陽,我家屬於外來戶,是沒有根基的。如今在那個鎮子裡,我已沒了親人,連八竿子能打著的親戚也沒有,但我始終沒減少對老家的親情感,因爲那兒不僅有我少兒時期的全部回憶,也有一堆與我同步添加歲月的同學朋友。每隔一段時日,我就會忍不住回去看看,與這些同學朋友廝混在一起。這個習慣一直沒有變,所以我與故鄉的相纏也一直沒有斷。

青年報:我們再把鏡頭拉近一點,你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是以溫州爲背景的,那時候接觸到的人與事,對你後來的文學創作有沒有影響?

鍾求是:對我的寫作來說,家鄉既是出發地也是根據地。昆城小鎮化名昆城,許多次出現在我的小說里。兩年前,我把自己以昆城爲背景的中短篇小說湊在一起,做了一本作品集《昆城記》。我有一個判斷,只要自己不肯斷掉與故鄉的親近,故鄉就會明里暗裡向我提供有用的小說原料。譬如有一次回鎮子與同學聚酒,正吃著喝著,旁桌一個長發男人過來敬酒,說話禮貌,態度溫和。長發男人離開後,我問這是誰呀?同學們說,你應該知道他的,當年他在鎮子上是個兇狠角色,打架時被別人咬掉半隻耳朵,現在留了長發遮著耳朵。原來是他呀!在那一刻,小時候的記憶一下子跳了出來。再過些日子,我寫了短篇小說《街上的耳朵》。鎮子裡的人與事穿過歲月,出現在了這個作品裡。

青年報:據我們所知,國學大師南懷瑾,短篇小說作家林斤瀾,傳記作家葉永烈,舞蹈演員黃豆豆等等,都是溫州人,這塊土地上不僅僅孕育了優秀的商人,還孕育了許多文化名家。你結合自己的體會講講,文化和經濟是如何在此共榮的?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鍾求是:中國南宋時期有三大學派,爲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和葉適的永嘉學派。永嘉學派活躍於溫州地區,主張經世致用,既講「義」也講「利」,有點接近改革開放初期「實事求是」的倡導,這也是當代溫州商業經濟搶先興起的文化背景。在人們的習慣目光中,溫州人善做生意,是經濟動物。但我還想讓大家知道,溫州也是有文有藝的地方。溫州是中國南戲的發祥地,誕生過高則誠《琵琶記》等一批經典戲本。溫州盛產數學家,走出過姜立夫、蘇步青、谷超豪等大牌人物。曾有一個時期,中國主要大學的1/3數學系主任是溫州人。除了你點的名字之外,溫州近些年又「拱出」一批有全國影響的實力作家,被稱爲「溫州文學現象」。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域,既出數學家又產作家,這的確讓人覺得有趣和納悶。其中的深度原因,還是讓有興趣的社會學家去考察認證吧。我想說的是,溫州人口規模近一千萬,溫州人的語言和思想均挺獨特,在這個地方冒出什麼樣的人你都不應該感到稀奇。

青年報:據資料顯示,你大學是在北京就讀的。你的文學理想是進京之前還是之後樹立起來的?大學期間讓你記憶深刻的有哪幾件事情?與文學有關聯的記憶至今令你難以忘卻的是什麼?

鍾求是:1980年我16歲,獨自一人離開家鄉去北京上大學。那個時候,一個縣城小子闖進京城校園,心裡自然裝著興奮。但興奮之餘也有失落,因爲我讀的是經濟學專業而不是中文專業。在鎮子裡,我曾花幾年時間幾乎看完縣圖書館裡的所有小說,(那時候多爲紅色經典小說)自以爲可以試試寫作。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我身在曹營心在漢。上課之外,我會找些小說來讀,譬如《莎士比亞戲劇作品集》《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圍城》什麼的。《變形記》《等待戈多》《牆上的斑點》等這些現代派作品就是那會兒看到的。此時還流行朦朧詩,校園內外不時有詩歌朗誦和講座,我會流竄著去聽。這些都調動了我的文學情緒。到了放假時間,同學們在補外語,我則胡亂寫些所謂的小說和詩歌。

要是撇開文學,大學期間我好像主要幹了兩件事:一是把《資本論》三卷通讀一遍,這是專業上的正事;二是談了一場戀愛,這是青春期的正事。那時候大學校園裡遊走著理想主義,一場愛國主義的巡迴報告,能讓學生們眼噙淚花,一場女排或男足的勝利能點燃學生們的激情。我們還喜歡坐在草坪上說說二十年後的事情,我們最常唱的一首歌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些情景後來都進入了我的小說。許多年過去,我在回味中覺得,上世紀80年代校園裡生長著的那種理想主義情懷,仍然是值得珍惜的。

2

作家都有一個地理故鄉,

當地理故鄉與文學相聯繫後,

會漸漸變成更闊大的精神故鄉。

青年報: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你大學畢業後爲什麼沒有留在那裡?你猜想一下,如果當時留在了北京,你現在會在幹什麼?

鍾求是:我是1984年夏天畢業離校的,那會兒大學生稀少,國家撒豆似的往各省分配。我們班同學留在北京的也有一部分,基本去了學校或機關。有一位同學現在做了新聞發言人,每次看見他露臉,我就覺得這哥們兒的認真也挺有趣的。如果留在北京,當然,我也可能寫作,製造一些好或不好的小說,誰知道呢。我相信命運,一生走過的線路是命定的。

青年報:你還記得自己是在什麼背景下創作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嗎?回過頭看,你用旁觀者的眼光怎麼評價那時候的作品?

鍾求是:大學畢業我本是直分到浙江省委統戰部的,當時已拿著派遣證去統戰部人事處報到了,後來陰差陽錯又去了溫州,干起了涉外工作。那會兒我文學夢剛剛展開,心裡又裝著對校園日子的不舍,就在業餘時間開始寫關於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兩年後,小說寫完了,也寄給過一家出版社,但估計沒有人願意去翻看一下。它成爲一部只有一位讀者的作品,這位讀者便是我自己。之後的日子,我又寫過幾個幼稚的中短篇,便淡了興致,覺得與文學漸行漸遠,這輩子與小說已沒什麼關係了。直到1993年底,我一位工作搭伴在匈牙利工作期間不幸車禍罹難,這件死亡事件改變了我的許多想法。過了不久,我重新拾筆,寫出了中篇小說《詩人匈牙利之死》。這篇小說首發於《江南》,隨後被《小說月報》轉載。從此以後,文學沒再丟開過我。

青年報:據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你在溫州文聯工作之前,你是從另外一個領域跳到文化行業的。文學一直都不景氣,在溫州這種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當時爲什麼沒有想著去經商呢?比如炒房子,你炒過房子嗎?後來有沒有跳槽的機會?

鍾求是:人們常常有一種不夠準確的想像,以爲溫州人都很有錢或者都善於經商。其實在溫州,一些人整天想著賺錢,也有不少人願意在穩定的秩序里過日子,我屬於後者。我是學經濟的,但在賺錢這件事上沒有野心。一心做文學的人,不可能再設一個目標,把自己打造成皮鞋廠廠長或者房地產公司老總。不過說到房子,我也不會自封清高,放過利用銀行槓桿去購房的機會。哈,這不是炒房子,這是用腦子。

青年報:你說過一句話,對一個作家而言,所有遠去的日子都是故鄉。你這個「故鄉」是指什麼?這是一個大移民時代,你算不算移民呢?你認爲自己文學意義上的故鄉,也就是文學地理在不在杭州?

鍾求是:對許多作家來說,一般都有一個地理上的故鄉。地理故鄉與文學相聯繫後,會漸漸變成更闊大的精神故鄉。這種精神故鄉的存在,得需要時間和距離的拉開。時間拉開,說的便是遠去的日子。距離拉開,是指回鄉已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對我而言,當寫小鎮時,老家昆城自然便是故鄉。當涉及城市題材時,北京、溫州和杭州都有可能成爲故鄉,因爲這幾個城市裝著我已經遠去或即將遠去的日子。

青年報:你學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專業對你的文學有沒有什麼影響,或者說兩者之間有沒有相通的地方?大部分作家比較樂意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你曾經把《資本論》讀得滾瓜爛熟,這些學習經歷或者是理論,有沒有轉化成你創作的素材?

鍾求是:許多作家不是中文系出身,卻常常受益於自己的原先專業。學過政治經濟學,能夠調高目光,對社會生活的運行看得深一些遠一些,這對文學寫作顯然是有幫助的。余華說過一句話,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閱讀《資本論》的經歷,是我人生中的一個伏筆,它在等著與前方一部作品的相遇。不久前,當我寫作長篇《等待呼吸》時,這個伏筆從暗處現身了,堅定地來到了我的跟前。在這部小說里,我把最重要的筆墨給了在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夏小松。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熟讀《資本論》,在不同經濟理論的比較中選擇了自己的信仰方向。雖然有一顆子彈中斷了他的生命,但他的激情氣息沒有中斷,一直貫穿在這部小說中。從某個意義上說,這是《資本論》對我寫作的一次重要援助。

青年報:長篇小說《等待呼吸》寫的是愛情,愛情是你非常重要的一個書寫主題。我們特別想知道的是,這些愛情經驗是從哪裡來的?

鍾求是:這是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由於之前我寫過幾個有些影響的愛情小說,如《兩個人的電影》《謝雨的大學》,經常就有讀者說我善寫愛情、挺懂女人。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那種面對女人能夠做到妙語疊出、談笑風生的人。我連這種人物的一個零頭都不是。呵呵,可能也正因爲這樣,我就設法在小說中賺回來。我曾經說過,人們能想到的愛情樣式已被作家們寫盡了,要想寫出新意,就得貼著人性往人物的內心走。在《等待呼吸》這部小說里,莫斯科這段愛情之所以絢爛感人,是因爲兩位男女留學生的內心情感是純粹且堅守的。

青年報:你在創作談中說,要寫一部壓得住歲月的東西,這說的是不是要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結合這部小說,你能講講在文學裡,不過時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嗎?

鍾求是:是的,我對這部小說有期待,不僅希望現在的讀者說好,更希望許多年後的讀者也說好。我告訴自己,必須把這本書交給時間,時間是文學作品的最佳鑑定家。其實寫作的人都明白,文學不能媚俗媚權,不能搶時近利,可在很多時候又會自覺不自覺地變得「不明白」。在文學中不過時的,永遠是那些有著精神態度和藝術溫度的東西,譬如對人性的揭示、對世事的質疑、對藝術的變新等等。但從根上說,作品的長壽,一定是在廣闊心域裡找到了引起廣泛共鳴的深度情感。找到並表達這種深度情感,不僅需要作家的藝術功力,在不少時候更需要作家的誠實和勇敢。尤其在這個浮躁趨利和明哲保身的時代,誠實和勇敢幾乎是稀缺的。

青年報:我們的理解,這就是經典的特性。但是我們一直非常迷惑,這種永恆的東西與時代性會不會有衝突?比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小說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社會思潮,但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讀者對那時候的生活是陌生的,爲什麼還一直受到熱捧?

鍾求是:不知爲什麼,《平凡的世界》一直沒有出現在我的閱讀名單里,所以無法具體點評。我想說的是,距今二三百年的經典文學作品多得是,我們特意對這部三十年前的作品提出時代性的問題,可見這部作品文學價值的認定還有不確定性。同時我還想說,所謂熱捧有好多種定義,只要不是趨衆跟風,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歡,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

3

我有一個基本判斷,

在二三十年後,

人們狂奔的腳步會慢下來,

更願意用更多的時間養護心靈。

青年報:你的短篇小說《街上的耳朵》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大家當時都非常看好,後來因爲各種原因遺憾落選,你對此有什麼想說的嗎?

鍾求是: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會顯得我有許多話欲言又止。說一句吧,每個文學作品都有它的命運,獲不到獎,便屬於這個短篇小說的命運。

青年報:你的文學成就這麼高,所以聊著聊著都快忘記你的另一個身份——《江南》雜誌主編。你是什麼時候調到《江南》的?你還記得第一次進入雜誌社的感覺嗎?還記得你編輯的第一篇作品寫的是什麼嗎?

鍾求是:我是2009年底丟開公務員身份來到《江南》的,時間過得快,算一下竟已滿十一年了。第一次進入雜誌社的場景並不具有戲劇性,但我能記得當時的忐忑心情。一方面剛到杭州,編輯的活兒以前又沒幹過,心裡是沒底的,另一方面雜誌社總歸是寫作者的聖地,現在闖進來了,心裡是新鮮的。我這輩子工作崗位流動不多,這是第三份職業,人生的行程終於拐到文學編輯這條軌道,也算是一種命定吧。至於以責編身份第一次出現在雜誌上,是在《江南》2010年第4期,我編了余光中的散文《雁山甌水》和陳集益的中篇小說《流產》。

青年報:《江南》剛剛迎來四十周年,通過這些年的不斷發展,已經成爲文學界的著名期刊,這是一代代編輯努力的結果。你應該非常了解歷任主編吧?你能給我們講講他們至今流傳在編輯部的故事嗎?

鍾求是:2020年底,《江南》迎來四十歲生日。我們沒有太張揚,主要開了一個座談會、做了一個回顧視頻,同時收到不少誠摯的賀語賀詞和回憶文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前輩編輯所做的努力。《江南》至今歷經七任主編,限於篇幅,我講一下三位前主編吧。第一任主編是高光,他是一位老作家,在任職浙江省文聯黨組書記之時使力推動《江南》的創辦,併兼任主編。上世紀90年代初,文學雜誌面臨市場化的窘境,作家汪浙成出任主編,積極化解了當時的經費困難。1996年,《江南》還舉辦了全國散文大賽,莫言獲一等獎,收得資金一萬元。前主編袁敏在2005年底上任,開始貫徹「大江南」理念,開設文化欄目,增辦《江南詩》《長篇小說月報》,並設立了郁達夫小說獎。這些舉措無疑擴大了雜誌的影響力,讓《江南》的發展上了一個台階。

青年報:你接任主編以後,雜誌繼續保持著非常優秀的品質。你能結合具體的辦刊理念、欄目設置、郁獎評選等文學活動,談談在主編位子上有哪些方面的發展嗎?

鍾求是:說實在的,中國當代的文學刊物格局,基本上是上世紀80年代打拼後定下的。在文學有些邊緣化的今日,文學刊物的地位和排序很難有跳躍式的挪動,辦刊人能做的只是儘量往前拱一拱,讓雜誌在文學界更醒目一些。這幾年,我們主抓的就是好作品,不妥協不苟且,盡力保證刊發作品的質量。同時更新思路,推出不少文化新欄目,包括先鋒文本、海外物語、另類時光等。當然,我們更會利用主辦郁達夫小說獎的優勢,聯絡實力作家,擴大優質稿源。關於郁獎,有人說我是一個養護者,養護這個獎「茁壯成長」。是的,郁獎一屆一屆地辦下來,我在努力保鮮它的特色,推高它的口碑。

青年報:《江南》是作家們非常重要的發表陣地,有許多作家都是從這裡起步走上文學高地的。你能幫我們數數都推出過哪些經典作品?你在處理這些作品當中,有沒有至今難忘的細節?

鍾求是:這次因爲四十年刊慶,我們重新盤點一下,《江南》刊發的好作品真還不少,列出來會是一個長長的名單。簡略報一下名字吧,莫言、余華、陳忠實、王安憶、劉震雲、蘇童、畢飛宇、王旭烽等作家都在《江南》發過有份量的作品。近些年,中國最有實力的中青年一線作家也大都在《江南》發過好作品,若把作品和名字列出來,也將是長長的一串。在處理這些作品的過程中,當然有不少值得收藏的細節。我想,待退休之後,自己坐在清靜的書房裡或溫暖的陽光下,會把這些細節從記憶中撈出來,慢慢地回味一遍。

青年報:你覺得編輯和作家之間應該是一種什麼關係?你給我們講幾個和這些作家交往時留下的佳話吧。

鍾求是:作家和編輯,不是簡單的產品供給和收購驗貨的關係。從大處說,好的編輯,應該有能力和熱情去促進作家的成長、作品的生長,在此過程中,又善於從作家那裡吸收營養,不斷調新文學的趣味和鑑別力。編輯和作家是相互成就的。從小處說,編輯有責任協助作家打磨作品,譬如需要的時候,應盡心提出對作品進行修補,包括文字的潤色、情節的調整、硬傷的清除、題目的更改等等。作爲作者,我的一個短篇投給《收穫》時,曾在編輯的引導下,修改了五次結尾,讓作品添加了更好的韻味。作爲編輯,我當然也給不少作品提出過修改意見,還幫著重起過一些不錯的題目,在此就不自我表揚了。

青年報:現在文學普遍不景氣,文學期刊生存也比較艱難,《江南》看上去似乎生存得還不錯。目前,許多雜誌都是依靠政府扶持,你覺得這種現狀有沒有改變的可能?或者換一種說法,如果政府「斷奶」的話怎麼辦?

鍾求是:簡單地說,《江南》和中國大多數文學刊物一樣,辦刊經費主要靠政府財政的支持。可以預見,在短期內這種狀況無法改變。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不少文學刊物曾經嘗試跳入市場游泳,結果被嗆了水,弄得上氣不接下氣。現在文學刊物的角色不是經濟動物,而是以健康的體質去承擔一種社會責任。中國人口基數太大,即使是一個很小的比率,文學人口數還是不少。這些文學人口組成了中國社會文化階層的重要部份,需要一批文學刊物與之共同生存。文學刊物要做的就是把活兒認真干好,讓人們認爲你的存在是必要的。

青年報:你覺得文學期刊再過二三十年,會以什麼形式存在下去?

鍾求是:我有一個基本判斷,二三十年後,人們經濟狂奔的腳步會慢下來,願意自己擁有更多的松閒時間;同時因爲科技更新不斷加速、各種觀念不斷重建,這個世界變得不容易把握,這使得人們的內心很需要養護。從這個角度說,在以後歲月里,人們仍需要與文學共處,文學因此不會失位。文學既然不會失位,文學期刊也就不會退位。至於到時候以怎樣的方式或平台呈現作品,此乃技術性問題,還是讓時間來決定吧。

原標題:《上海訪談 | 鍾求是:時間是最佳的鑑定家,我希望多年以後他仍然爲我叫好》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