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扎克伯格與G20的新兩稅


最近,聊了馬斯克的稅收觀以及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觀。

對比瑞麗事件後國內的輿論風向,我們會隱約發現,不同於我們的關心困難群眾,美國的新一代精英們,野心勃勃開創新時代的同時,也在無情拋棄最底層的民眾。

這中美的新冠應對政策上,類似的差異也在出現。

東方選擇了對底層人民最負責任的動態清零,西方選擇了對上層民眾最有利的病毒共存。

這種底層邏輯的差異,也使得經濟與財稅政策上走向了兩個極端。

在中國,瑞麗封城經濟停擺,每人數十次的新冠檢測,成本不可能主要由底層人民承擔,必須讓中國的馬斯克們承擔更高的稅賦與第三次分配。

在美國,富裕階層控制的議會批不出足夠的資金以平復底層民眾的不滿,因此就必須要對新舊“黃賭毒”開個口子,讓底層民眾有釋放的途徑。

而這又加劇了人民路線與精英路線在生產力發展方向上的分歧。

走人民路線的中國嚴厲打擊各種新舊“黃賭毒”(譬如:醫美、直播是黃,教培、房產是賭,遊戲、網癮是毒),激發底層民眾活力與流動性,以其提高國家的整體生產效率。

而走精英路線的美國則押注在第一流的企業能夠帶來井噴的生產力,資源的高度匯聚以及政策的高度容忍,使得美中兩國的平臺壟斷企業估值在今年走向了背道而馳。

這種差異,背後也都符合各自民眾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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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幾年被熱議的澳大利亞森林大火為例。

中國民眾普遍認為救火過程中付出代價是應當的,而科學家和西方精英則普遍認為大火掃蕩過後,優勝劣汰的“達爾文法則”,將更加有利於當地自然生態的發展。

雖然東方會嘲笑西方的政策,但是西方政策的背後,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隨著20世紀40年代核武器和抗生素的出現,將人類帶入到了一個新紀元。

在40年代之前,瘟疫與戰爭的頻發,通過一種模擬叢林法則的方式來競爭和淘汰,推動著人類DNA向著更高更快更強的方向進化。

譬如百分之六十的中國人都是四五千年前五個超級祖先的後代,只有最強的DNA與基因突變,才能夠在搏殺中傳承下來。

而在40年代之後,隨著大規模戰爭與瘟疫的絕跡,很多原本無法適應競爭的基因,就像動物園裡面的大熊貓那樣,可以躲過叢林法則而生存下來。

在如今的現代化社會裡,哪怕是再普通的人,也有權利在福利的幫助下娶妻生子,延續自己的DNA。

隨著世界人口從上世紀40年代的20億,激增至如今的近80億,在資本家眼中,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無效人口越來越多。

因此,站在統治精英的角度,馬斯克不會認為自己有贍養底層民眾的義務,扎克伯格也不會對向底層拋售精神幻劑有負擔。


站在人類與科技發展進步的視角,資本的高度集中會帶來高速發展,而且相比於幾億年以來的通過死亡來淘汰,以及上世紀40年代氾濫的納粹思想,新一代資本家提供歡愉的精神幻劑已經非常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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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種視角之下,馬斯克把用在底層人民的福利用於發展科技,才能更早實現星際旅行;扎克伯格讓底層民眾掏錢買單,才能儘快孵化出新一代互聯互通科技的高效元宇宙。


這種觀念,很難用對錯來衡量。

馬斯克的試圖遠征火星與強漢的遠征西域和明廷的收復遼東,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輝煌之下都是要讓底層民眾承擔更重的“遼餉”;

同樣,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與清廷的鴉片財政,也有著異曲同工,有底層群眾付出了這個代價,才會有“小站新軍”,以新的制度開啟新的征程。

甚至可以說,目前正在羅馬召開的G20以及會議上,正被著重討論的碳稅與資料稅,本質上也是一種被優化的“資本達爾文主義”。

隨著新“兩稅”的逐步鋪開,資本也能源會向更高效率的馬斯克們匯聚,用於星辰大海的科技探索;

落後國家的人民也可以靠賣碳稅和資料稅拿到國際低保,以極低的能源消耗,向扎克伯格們購買元宇宙的多巴胺服務。


站在後世歷史的角度,馬斯克和扎克伯格都是極其偉大的,他們正雄心壯志的開拓一個時代;而站在當代民眾的角度,則要看大家是不是時代車輪前進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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