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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的歷史:這個19世紀醫生曾呼籲洗手而被毒打至死 – BBC News 中文


Portrait of Ignaz Semmelweis圖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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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麥爾維斯曾斷定,在醫院處理不同病人時必須洗手,而當時人類對細菌尚無認識。

曾經有一段時間,將病人送去醫院絕不是一件好事。

19世紀的醫院,是各種感染的溫床,那些生病甚至垂死的人也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設施。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在家裡就醫更安全:當時在醫院裡的死亡率比在民居環境下高三至五倍。

死亡之屋

當時的醫院總是瀰漫著尿液、嘔吐物和其他體液散發的惡臭。那種氣味令人難以忍受,工作人員在醫院裡走動時,有時候要用手帕摀住鼻子。

當時的醫生絕少會洗手或者清潔醫療用具,而手術室就和那些不講衛生的外科醫生一樣骯髒不堪。

因此,那時候的醫院也被人稱作“Death House(死亡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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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畫家托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在1975年的畫作《骯髒的診所》;之後不久,外科手術室的衛生環境得到改善。

在那樣一個對細菌仍然一無所知的世界裡,有一個人曾試圖通過科學的方法來阻止感染的蔓延。

他是一個叫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的匈牙利醫生。

在19年紀40年代,塞麥爾維斯曾試圖在維也納的產房內實行洗手的製度,以此來降低死亡率。

現在聽來這個提議當然值得採納,但是當時他卻失敗了,而且還因此而被同僚排擠。

不過到後來,他被看作是“母親們的救星”。

對細菌一無所知的世界

塞麥爾維斯當時在維也納總醫院工作。那時候,就像其他所有醫院一樣,裡面的房間時常放滿死屍。

在19世紀下半葉細菌理論正式得到世人認可之後,很多醫生都沒有想過,醫院裡惡劣的衛生條件可能是造成感染蔓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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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倫敦聖喬治醫院這樣的地方,在過去曾被稱作“死亡之屋”。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我們不知道細菌存在的世界,”紐約大學的醫學史專家巴倫·H·勒內爾(Barron H. Lerner)告訴BBC說。

“在19世紀中期,人們認為疾病是通過有毒的霧氣傳播的,一種叫‘瘴氣’的有害微粒被鎖在裡面。”

一個無法忽視的差異

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之一就是產婦,特別是那些在生產過程中出現陰道撕裂的母親——裂開的傷口正是細菌最理想的棲息處,而醫生當時就是細菌的載體。

塞麥爾維斯首先註意到的,是維也納總醫院裡兩個產房之間一個有趣的差別。

一個是由男性的醫科學生管理;另一個則是由一些中年女性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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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肯斯的另一幅畫作《阿格紐教授的臨床教學》。

由醫學院學生監督的那一個,在1847年裡每1000次接生當中造成死亡的個案是98.4個;另一個由中年婦女操作的產房,1000個接生個案中只有36.2宗死亡。

這種差異,一開始曾被歸因於男性醫科學生在處理病人時“比中年婦女而粗糙”。

同僚之死

人們相信,這種粗糙令母親們更容易出現像產褥熱等一類的病——那是一種生產之後的子宮感染,當時幾乎是所有醫院產婦死亡的元兇。

不過,塞麥爾維斯卻不相信官方的解釋。

就在那一年,他的一個同事在進行屍檢時割傷手,給了這名匈牙利醫生一個他所需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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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真正的死因尚未被看到:化膿性鏈球菌。

在那個年代,解剖屍體有致命的受傷危險。

解剖刀造成的任何皮膚傷口,不論多小,是長期存在的危險,哪怕是對有經驗的解剖學家來說也是一樣。

查理·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叔叔在1778年就是因為在解剖兒童屍體時受傷致死。

在維也納,塞麥爾維斯看著自己的同事死去,發現他的症狀與那些患上產褥熱的女性很相似。

有沒有可能,是解剖室裡那些醫生將“有害微粒”帶到了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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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 皮埃爾·梅吉爾(Jacques-Pierre Maygrier)在1840年的一幅畫中展示當時的醫生所使用的方法,只不過實際上醫生的手並沒有畫裡那麼清潔。

塞麥爾維斯觀察到,很多醫學院學生會從解剖間直接走去為孕婦接生。

由於在當時,沒有人會在解剖時戴上手套或者使用任何保護措施,醫學院學生在課後走進產房時,衣服上沾有少量肉或者人體組織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失控的醫療感染

而中年婦女們卻不會去上解剖課。

這是否就是問題的關鍵?這件事一直困擾著塞麥爾維斯。

在人們對細菌了解更多之前,要解決醫院環境不潔的問題是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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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曾認為,醫院應該定期拆毀重建。

第一個證明三氯甲烷(俗稱氯仿)對人體有麻醉作用的婦產科醫生詹姆斯·Y·辛普森(James Y. Simpson,1811-1870)指出,如果交叉感染不能得到控制的話,醫院就應該定期拆毀重建。

19世紀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之一、1853年《外科手術的科學與藝術》一書的作者約翰·埃里克·艾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對此很認同:“一旦醫院的膿血症感染不可修復,用任何已知的清潔手段都不可能解決,就像要將已經佔據整堵牆的螞蟻清除,或者將一塊腐壞乳酪上的蛆清除一樣。”

然而,塞麥爾維斯卻不認為必須通過如此激烈的手段才能解決問題。

在斷定產褥熱的病因是屍體上的“感染性物質”之後,他就在醫院裡增設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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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麥爾維斯曾提出,醫生在手術前必須使用氯仿溶液洗手。

從解剖室出來的醫生,必須用這種殺菌溶液洗手,才能再去照顧病人。

到1848年,醫學院學生主理的產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個。

生命的代價

可是,塞麥爾維斯卻未能令他的同僚信服,產褥熱的多發與接觸屍體造成的交叉感染有關。

那些願意測試這種方法的人常常做得不正確,從而得出不盡人意的結果。

“你要知道,雖然他沒有直接說,但他相當於是說醫學院學生在造成這些女性的死亡,而這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勒內爾解釋說。

事實上,使用殺菌劑洗手直到1880年代才成為產房的慣例。

他關於這個話題而寫的書收到一些負評之後,塞麥爾維斯猛烈抨擊了他的批評者,甚至將那些不洗手的醫生標籤為“殺手”。

後來他在維也納總醫院沒有得到續約,塞麥爾維斯回到了祖國匈牙利。在布達佩斯一所小醫院裡,他以無薪的形式擔任產房的名譽醫生。

在那里和他後來任教的布達佩斯大學,之前都是產褥熱肆虐,直到他的到來,幾乎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過,對於他這個理論的批評仍然猛烈,塞麥爾維斯對於同僚不願意採納這種做法的憤怒也越來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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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後,塞麥爾維斯的貢獻才得到了承認。

到1861年,他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古怪。四年後,塞麥爾維斯被關進了瘋人院。

一名同僚以帶他去一家新的醫院為託辭,將他帶去維也納的瘋人塔。

當塞麥爾維斯發現真相後試圖逃跑,衛兵對他施以毒打,用縛住袖子的緊身衣套在他身上,將他關進小黑屋。

兩星期後,塞麥爾維斯死於右手的嚴重感染,終年47歲。

在後來微生物學奠基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外科消毒法創始人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和細菌學始祖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醫學先鋒所做的貢獻中,都沒有塞麥爾維斯的參與。

不過,塞麥爾維斯的貢獻後來得到了承認:時至今日,洗手仍然被認為是醫院避免感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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