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幕後的東亞地區秩序分析


危機幕後的東亞地區秩序分析

2020-12-25 中國社會科學網

危機幕後的東亞地區秩序分析

2012年09月06日 11:17 來源:《當代亞太》(京)2011年6期 作者:郭偉華 王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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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郭偉華,國防大學危機管理中心講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紅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內容提要:本文認爲,東亞當前出現「大戰不犯,小亂不斷」狀況的根源在於新舊嬗變中的地區秩序遠未就域內各國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設計,在於東亞地區秩序的「有氣無力」。歷史上,東亞地區秩序曾經歷了天朝禮治秩序、條約秩序和冷戰下「自主」秩序三種形態。依據歷史脈絡的梳理,本文認爲有美國、中國、日本等七個要素影響著東亞地區秩序。爲明確這些要素的特徵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國家和國家關係總體形態的「錐體」模型。美國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決定性變量,利用「錐體」模型,本文認爲,美國現實主義的熱情與貪婪,地緣戰略的堅持與冷靜,相互依賴的推動與困惑等特徵共同勾畫著東亞戰略。中國的復興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突出變量,其顯著特徵在於整體性的成長。日本「正常化」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另一主要變量,其特徵在於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鮮半島、中國台灣、東南亞由於其關鍵性和不穩定性而成爲東亞地區秩序的縫合口。此外,俄羅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國要素與中國、日本等要素的複雜互動中,中美關係是東亞地區秩序的主軸,作爲其中一方的中國,如何把握自身不斷增長的力量至關重要。

  關 鍵 詞:東亞 危機 地區秩序 現實要素

  冷戰結束後,東亞危機事件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對台軍售、會見達賴、南海主權等問題上出現糾葛;後有韓國「天安」號事件引發半島局勢緊張,乃至朝韓之間劍拔弩張;又有中日在釣魚島主權歸屬上爭端加劇,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糾紛不斷等。2011年初,一度由利比亞戰事等外部事態有所轉移的東亞緊張局勢在下半年又生波瀾,南海、東海、朝鮮半島等方向相繼發生不同程度的緊張事態。但從另一方面看,東亞如此頻發的危機事態竟沒有一次「擦槍走火」,由危機失控引發大規模衝突。我們知道,歷史和現實當中由危機引發大戰的事例俯拾即是。相反,東亞卻在總體上保持了基本穩定,「亞太還是第一次五十年不聞槍炮。整個區域是和平的。這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像的。這與非洲、歐洲和中亞的部分地區在冷戰後沒有帶來和平,反倒是新一輪的對抗和暴力形成了恰切的對比。」①

  東亞地區何以出現此種「大戰不犯,小亂不斷」的狀況?東亞危機又將如何演繹?不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觀點和解釋,本文試圖從地區秩序的角度對此進行探討,旨在初步搭建分析東亞危機事態的宏觀框架。

  東亞地區秩序現狀和歷史脈絡

  地區秩序是一定區域內國家在相互地緣關係基礎上形成的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則是指「用以支持國際社會或國家之間基本或首要目標得以實現的一套行爲規則和模式」。②在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的狀態下,國際秩序能夠得以建立和維持的基本要素是各國集體共享的共同利益、一致遵守的行爲規則和解決相互矛盾的協作機制,③其實質是各國就相互關系所共同認可的政治妥協和政治約定。這種政治妥協和政治約定的根本作用和理想目標是在有序狀態下各國相互間實現地位與實力的一致、責任與地位的適應、權利與責任的平衡,從而保證各個參與國能夠各就其位、各盡其責、各享其利。④

  對照地區秩序的基本內涵,從冷戰延續下來的、美國主導的軸輻體系並未充分適應和吸納冷戰結束後的各種新變化,也未達成東亞各國所共同接受的、井然有序的地區政治安排。除美、日等作爲既得利益者對軸輻體系表現出很強的維護性以外,東亞區域內各國——包括日本等現有秩序的維護國——都不約而同地表露出建設「東亞共同體」⑤的願景規劃,東亞地區秩序正處於新舊嬗變的轉換期。但這種轉變並非一帆風順,東亞地區新秩序的構建進程仍步履維艱。在經濟領域,目前東亞地區的「10+1」、「10+3」、東亞峯會、APEC等合作機制,大多都處於機制性對話和論壇層次。其中進展最快、最具實質內容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也只是中國與東協就雙方經貿議題達成的一致。⑥此後,韓、日、澳、新等國爭相圍繞東協建立自貿區,卻難以直接匯集成區域統一的自貿區。⑦這說明由於東亞各國戰略互信的缺失,即使在合作性較強的議題上仍心存芥蒂、矛盾重重。在地區安全領域,美日、美韓等雙邊軍事同盟近年來不斷強化,表現出舊有秩序的保守性和頑固性。但舊有秩序的保守性越強,越是在一定程度上裂解東亞地區整體的安全合作,嬗變出新秩序的進程亦越艱難。比如中國所倡導的、涵蓋地區所有大國的「六方會談」,作爲討論半島問題的協商平台,目前幾陷停滯,在此基礎上能否發展出多功能安全合作的前景更是黯淡。綜合來看,處在新舊嬗變中的東亞地區秩序遠未就區域內各國的政治性安排形成制度化設計,而新秩序結構尚未成型,東亞地區秩序目前總體上處於「有氣無力」的狀態。

  東亞地區秩序的「有氣無力」狀況與歐洲特別是西歐的一體化進程對比更加明顯。目前西歐基本形成了以美國爲首的北約統領地區安全事務,以德法爲核心的歐盟整合區域內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以北約和歐盟原始成員國爲班底不斷吸附外圍國家的地區秩序形態。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歐盟設立了成員國共同的「總統」和「外長」,標誌著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政治統一性進一步提高。有學者評價「開始於戰後初期的歐洲一體化是迄今爲止世界範圍內區域化運動最爲成功的典範。歐洲聯盟的建立和穩步發展就是其標誌。歐洲聯盟的建立和發展不僅使區域成爲統一的經濟體,而且正在成爲統一的政治實體和整合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⑧正是有了相對成熟、穩健的地區秩序,歐盟成員國內部基本消除了傳統安全問題的困擾,在協力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同時,開始向域外伸展力量。⑨

  相較歐洲而言,「有氣無力」的東亞地區秩序雖勉強避免了大戰的破壞,卻無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機,致使東亞頻繁、反覆地遭受危機震盪。說東亞地區秩序「有氣」,是指東亞一體化進程具備聚合的內在動力。「經驗證據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評者認爲的或者許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會內化。」⑩在此背景下,東亞各國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各國都不願或不敢逆流而動,以戰爭擾亂乃至中斷東亞聚合進程。說東亞地區秩序「無力」,是指目前東亞地區秩序不足以理順和協調域內各國在實力、地位、責任和權利等方面的相互關係,各國不得不在較高程度上依賴於「自助」原則解決相互矛盾。無論是現有秩序的維護國,還是現有秩序的改造國;無論是原有的強權國,還是新興的後起國;無論是地區大國,還是地區小國都在積極謀求未來秩序下的自身優勢和一定主導權。在此過程中,不同情況、不同訴求國家之間的相互摩擦、碰撞乃至衝突在所難免。「今天的亞洲大國在一種不穩定的和基本上仍無組織的地區環境中運行,在那裡缺乏人們目前在歐洲、甚至在拉美都能看到的多邊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框架。」(11)東亞地區秩序嬗變期中的「有氣無力」,造成了當前「大戰不犯,小亂不斷」的基本狀況。那麼又是什麼因素決定了當前東亞地區秩序的羸弱呢?爲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對東亞地區秩序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以期發現其中的影響要素。

  (一)一廂情願的天朝禮治秩序

  「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曾在不少地區產生過古代類型的國際關係格局。出現於東亞地區、自漢代直至晚清的『華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國際關係格局中發展得最爲完整的一個。」(12)有學者也將這一秩序稱之爲「朝貢體制」、「冊封體制」等。(13)筆者認爲「天朝禮治秩序」這一稱謂更能從本質上反映出這一時期國際關係的本質特徵。(14)在天朝禮治秩序下,中國是「天朝上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外圍國家則爲中國的「藩屬」。外圍國家在名義上接受中國「天下共主」地位,中國則在事實上「眷顧」外圍國家。這種結構關係的表現形式是各國在「精耕務農,各安其居」的同時,外圍國家對中國「遣使朝貢」,中國則要「禮復萬國」,雙方通過「禮尚往來」,來保障彼此「相安無事」。

  天朝禮治秩序得以建立和維持,固然與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中國在東亞世界壓倒性實力等多種因素有必然聯繫,但最直接因素乃是中國將自己政治觀念向外部世界的推廣和延展。中國政治觀念的主流源於儒家,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觀念認爲天地萬物都有高低尊卑不同的位置,都有等級之分,上級統率下級,下級從屬上級。這與後來西方「生而平等」的觀念完全不同。在此信念下,政治的最大功能和目的是使每個人都按自己本份行事,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時,孔子回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5)。而等級結構內又如何協調彼此的關係呢?「禮義正名」至關重要,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所講:「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16)再近一步,「禮義正名」只有內化到每個人的心靈,才能保障整套秩序的穩定。「克己復禮謂之仁」,(17)最終每個人的「仁」成爲支撐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石,所有問題都要在「仁」字下尋求回答。這樣,儒家思想便在理論上將所有的政治問題歸結爲倫理道德問題。儒家理論反過來指導政治實踐,無論是在家、國、天下哪一層次,自然要以人的內心秩序、人倫秩序爲同心圓向外推展出去。誠如《大學》所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18)由此可以說,天朝禮治秩序是當時處於核心地位、擁有絕對力量的中國內政外推的必然結果,這一秩序從內容到形式都與中國的核心觀念是一致的。

  天朝禮治秩序的穩定效果如何?這恐怕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有待於國際關係史論者深入研討。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爲地區第二大國的日本對天朝禮治秩序始終存有挑戰心理和行爲,這一點有許多史料可做論證。(19)這些情況說明,日本在東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有其獨特性。「日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對『華夷』秩序採取一種游離的態度不是由於它距中華『絕遠』,而恰恰是它與中國僅僅『一衣帶水』的接近;不是由於它的社會諸系統同中國差異極大,而恰恰是它相當飽和地吸納了中華文明,創造出一種幾與中華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20)同時也說明,天朝禮治秩序無法撐起「華夏和平」。其中原因「一是中國人顯然沒有堅強的信念和足夠的力量這樣做;二是當時的西太平洋地區,除了朝鮮和和琉球之外,似乎沒有其他國家需要這樣的『秩序』來推動它的內部發展;更重要的是本地區第二重要國家——日本——從根本上反對。」(21)

  (二)列強分贓的條約秩序

  以1840年鴉片戰爭並在戰後簽訂《南京條約》爲標誌,英國率先以堅船利炮衝破東亞封閉的藩籬,天朝禮治秩序被逐步打破,開始了此後長達百年的條約秩序。這一時期東亞地區秩序的基本特徵是域內秩序被迫捲入西方列強所主導的域外秩序,本地區完全跌落爲瓜分對象並成爲列強秩序中的附屬和議題。在「由外主內」的條約秩序下,東亞區域內的日本再度展現自身獨特性,成爲影響域內秩序全局的獨立因素。依據日本在其間發揮的作用,條約秩序可進一步劃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1840年鴉片戰爭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此時東亞區域外部世界由拿破崙戰爭後所形成的「歐洲協調」已日薄西山,諸強在歐洲內部大體維持均勢的同時,重點對殖民地展開激烈爭奪,東亞自然成爲英、法、美、俄,以及後來新加入的德國等列強爭相侵占的膏腴。在西方重壓之下,東亞內部出現了以日本和中國爲代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模式。對此,歷史學家做了種種解釋,(22)這裡不做闡述。總之,此間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引導下,迅速吸收西方文明完成近代化,短短几十年內逐步成長爲世界強國。與此截然相反,中國雖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等思想先導,但基本是墨守成規。時任日本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對此曾有評論:「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爲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發奮有爲,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23)

  第二階段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到一戰後華盛頓體系建立。這一階段內歐洲強國之間「象徵均勢的運作已開始步向終點。……純就實力一比高下變成了常規,不再是特例」。(24)美國藉此機會開始走出孤立政策,在東亞以「門戶開放」爲口號攫取自身利益,同時客觀上也維持了列強之間的均衡。(25)在東亞地區,日本已正式躋身於世界強國並和歐美列強一道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此時日本儘管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但尚不敢徹底打破諸強的均衡。與此相對照,東亞區域內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朝鮮和東南亞諸國仍在自立自強的道路上苦苦掙扎。

  第三階段爲一戰後華盛頓體系建立至1945年二戰結束。一戰後美國雖未完全擺脫孤立政策,但已逐步在全球舞台嶄露頭角,最爲顯著的是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試圖以「十四點」原則構建一戰後新的世界秩序。但「威爾遜構想中的世界講原則不講實力,講法律不講利益,完全與歐洲列強的歷史經驗與運作方式背道而馳」。(26)結果如當時英國代表團的尼科爾森所說:「我們初來巴黎時,對即將建立新秩序滿懷信心;離開時則已覺悟,新秩序不過是比舊秩序更加糾纏不清。」(27)在此背景下,美國雖然企圖以華盛頓體系將日本維持在均勢之下,但日本野心遠不止於此,最終走上了武力獨霸東亞的道路。中國是抗日的主戰場,憑藉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歐美對中國戰場的戰略需要,中國廢除了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並一度躋身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但這「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建設成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28)

  在條約秩序下,東亞整體上喪失了自身掌控區域內秩序的主動權,地區秩序被納入到以歐美爲中心的世界秩序框架。歐美地區、特別是歐洲地區秩序的戰和波動,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東亞地區的戰和關係。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固然在於「歐洲人由於在全球歷史運動中居於領先地位而支配了這個剛剛聯成一體的世界」,(29)但從東亞地區內部看,此時兩個最重要的區域成員——中國和日本——均無力擔當支撐地區秩序的重任。

  中國既富又弱且在自強道路上步履維艱,成爲瓜分對象已是必然。中國之「富」從1860年闖入圓明園的法國將軍眼中可見一斑:「在我們歐洲沒有任何東西能給人以這樣一種豪華印象,要讓我在寥寥數行之中,描寫那種特別給我以深刻印象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琳琅滿目景象的光輝燦爛,是絕不可能的。」(30)中國之「弱」更不必論,近代史留給中國最深刻的教訓就是「落後就要挨打」。至於中國在自強道路上爲何如此步履維艱,美國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有如下評論:「傳統的中國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靜止或毫無生氣……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爲氣勢磅礴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而非不動的惰性。兩千年來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慣性,說明了爲什麼中國近代反對那種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麼長的道路。」(31)

  對於日本,黃枝連先生曾有透徹分析,不妨直接引用如下:「日本始終有興趣獨當一面,在西太平洋地區以及整個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宏觀體系,用以規範國際活動。從倭寇的活動、豐臣秀吉的戰爭、朱印船貿易及明治維新以後的一系列侵略戰爭,都說明了這個千古不易之意圖。但它的一連串失敗又反映出,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起『大和和平』。根本原因在於日本的政治地理以及它缺少建立霸權所需要的自然和人口資源,還有在文化上,它沒有表現出『獨創一格,自成一體』的能力與潛質。歷史上它雖對佛教文明和中華文明有很廣泛深刻的吸納,卻未見有新的開創和發展,而明治維新以來,亦未能擺脫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窠臼。」(32)

  (三)冷戰框架下的「自主」秩序

  二戰後美蘇兩國成爲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以美蘇冷戰爲主要形式的兩極對峙秩序,即雅爾達體系。美蘇冷戰的重點和前沿在歐洲,東亞總體上作爲相對落後地區,此時仍無力擺脫超級大國的約束和控制,冷戰由歐洲自然延伸到東亞。但「在亞洲,無論是在地理意義上,還是在政治意義上,敵對地區與友好地區之間的界線遠不像在歐洲那麼清晰。在亞洲,不存在與歐洲的『鐵幕』那樣一個單一的『竹幕』」。(33)

  在東亞,冷戰框架之所以表現得不是如此涇渭分明,根源就在於東亞各國儘管各自加入了東西方陣營,受制於冷戰大框架,但各國也不同程度上存在著「自主」意識。二戰徹底削弱了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控制能力,東亞各國伴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紛紛贏得獨立。儘管美蘇兩國企圖填補歐洲列強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但剛剛贏得獨立的東亞各國倍加珍視自身來之不易的自主地位,「強大的獨立運動在熱切尋求擺脫超級大國影響的手段」。(34)從中國的幾次重大戰略調整到東南亞國家聯合自強的努力等方面,(35)都可以看到東亞國家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因此,儘管存在著以朝鮮半島「三八線」爲標誌的明確陣線,東亞地區秩序仍然附屬於冷戰框架,但在此框架下東亞內部也在醞釀和發展著一定「自主」秩序。

  冷戰框架下的東亞「自主」秩序,仍是由域外力量主導著域內力量,但東亞地區經過百年淪喪後贏得獨立,普遍具有擺脫外部束縛的願望和謀求,這種謀求可以看作是東亞自主秩序的起步。這一時期的地區秩序下,東亞成員從西方到東方譜系上大體可劃分爲六類情況。第一類是西方陣營的核心——美國,冷戰期間徹底取代了歐洲強國在東亞的作用,通過軍事、經濟等各種方式深深地紮根於東亞。第二類是美國裙帶下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或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引進歐美文明,戰後快速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且,在此過程中,「日本政府和私人團體正在或多或少自覺地探索新的政策,以求促進亞洲的政治穩定並加強日本在亞洲的作用」。(36)第三類是以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國爲主體的東南亞國家,也是主要以吸收歐美文明來促進本國發展,但在對外政策上特別珍視聯合自強道路。第四類是中國,冷戰期間其獨特作用引人注目。中國做出的幾次戰略調整,都直接影響和牽動了整個冷戰格局,其他任何一個東亞區域內成員都無法發揮如此重大作用,說明中國自立之日起,不管本身意願和條件如何,都註定要在本地區擔當重要角色。第五類是堅持走蘇聯道路的越南、朝鮮。冷戰後越南成功融入東南亞國家羣,朝鮮則至今尚未走出冷戰。第六類即是蘇聯,全面繼承了沙俄時期在東亞的利益訴求,並利用自身超級大國的地位有所發展。

  以上是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的總體過程。沿著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的歷史脈絡,大致可以梳理出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狀況的七個要素:(一)中國傳統深厚,雖經歷百年淪喪,但一經自立即在地區發揮關鍵作用。現今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外界驚喜和懷疑兼而有之,中國將如何定位自身在東亞的角色?(二)日本「雄心」自古有之,邁向「正常國家」似在情理之中。但日本將如何對待美日特殊關係,又將如何返回亞洲?(三)朝鮮如何「活著」走出冷戰?(四)台灣如何跨越冷戰遺留的溝壑正確對待兩岸關係?(五)東南亞國家自獨立以來即堅持聯合自強道路,目前在多方拉攏之下會如何自處和平衡?(六)美國隨歐洲列強涉足東亞,冷戰期間在此紮根,至今仍在東亞保持強大存在,美國又將意欲何爲?(七)俄國自始在東亞占利不少,蘇聯時期又有所加強,對此俄羅斯註定不會輕言放棄,但此時的俄羅斯又能發揮多大影響?那麼,這七個要素又將如何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現狀和未來走向?「東亞地緣政治的未來將會類似於20世紀前半葉的歐洲還是類似於20世紀後半葉的歐洲?」(37)在歷史分析的基礎上,需對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要素特徵做進一步分析。

  東亞地區秩序理論和現實要素

  東亞地區秩序現狀和走向因具體的影響要素而表現出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並沒有脫離國際關係的普遍狀況和總體規律。因此探討中國、美國等要素如何左右東亞地區秩序,有必要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分別加以闡述。

  (一)東亞地區秩序的一般原理

  地區秩序的核心是一定地域內實力各異的國家之間就相互關系所達成的一致性政治安排。從理論上看,地區秩序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國家實體,二是國家實體間關係。因此,有什麼樣的國家和國際觀,就將指導相關國家行爲體構建什麼樣的地區秩序。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認爲,國家好比堅硬的撞球,相互間主要是競爭和對抗;(38)新自由主義學者約瑟夫•奈認爲,國家由軍事、經濟和社會三個維度組成,國家在這三個維度的棋局上相互作用;(39)英國學派的巴里•布贊則把國家劃分爲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五個部門,不同國家在每個部門內互動並形成一定的結構和過程。(40)在這些學者論述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將國家和國家間關係發展爲「錐體」模型,如圖1所示。

  圖1國家和國家關係的「錐體」模型

  國家如一個「錐體」,在這一實體範圍內,從錐頂到錐底依次包含核心價值、意識形態、政治、軍事、地緣(領土)、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重領域,國家在每個領域層面上對外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但不同的領域層面,國家間關係的性質有所不同。位於圓錐頂部的領域,由於彼此自成一體、相互隔絕,這些層面上的國家關係競爭性、對抗性強,而合作性、共贏性弱;位於圓錐底部的領域,由於彼此融合、交流緊密,在這些層面上的國家關係合作性、共贏性強,而競爭性、對抗性弱;地緣(領土)是國家間物理分界線,在競爭與合作、對抗與共贏的性質上受其他領域因素左右,所以處在圓錐中部較爲中性的位置。

  對於國家和國家間關係,現實主義偏重於圓錐的上半部分,認爲權力競爭是國家間永恆的主題;自由主義(也稱爲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偏重於圓錐的下半部分,認爲相互依賴才是國家關係的真諦;建構主義則更加注重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過程,強調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相互建構。(41)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流派中,無論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儘管在各自基本前提下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理論大廈,但都不可避免地僅僅反映出國際關係複雜現象的局部內容而非全部內容。誠如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一書中深刻指出的:「烏托邦主義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幼稚,而現實主義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貧瘠。」(42)

  如圖1所示,國家是多重領域的複合體,必然造成國家間關係內容與性質的多重性,地緣基礎上的競爭與合作、對抗與共贏同時存在,片面地強調競爭、強調對抗或片面地強調合作、強調共贏,都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國家關係的全貌。如何把握如此複雜的國家和國家間關係?現實主義學者卡爾強調:「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須包含烏托邦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因素。」(43)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強調:「要想全面理解世界政治,就必須認識到哪種方法或哪幾種方法的結合可用於分析世界政治的某種情勢。換言之,對實際情勢進行細緻分析是無可替代的。」(44)西方學者,雖已被貼上了某一學派的標籤,但在分析問題時尚持如此態度。作爲中國學者,在吸收和借鑑西方國家關係理論的同時,更應注重我們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要「按照世界的本來面貌認識世界,客觀地而不是主觀地、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繫地而不是孤立地觀察事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矛盾對立統一過程中把握事物發展規律」。(45)唯此才能透過紛繁的國際現象,準確把握國際關係複雜的實質。這是分析東亞地區秩序現實要素的理論準備。

  (二)東亞地區秩序的美國要素

  「自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抵達中國廣州,美國與東亞便開始日益密切的交往,迄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在過去的200多年裡,作爲一個地區國際體系的東亞發生了很大變化,東亞國際體系的變遷是在很多因素推動下進行的,而美國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力。」(46)當前美國作爲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東亞的地位仍舉足輕重。「美國在亞洲的統治權無處不在。亞洲地區的秩序基本上就是由美國打造出來的,而且美國至今仍對該地區進行著強大的控制:這一切既體現在美國在這裡擁有強大的駐軍上,又體現在美國在這裡所構築的聯盟網絡上;這一切還體現在美國的跨國公司以及銀行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上;這一切體現在美元仍是亞洲國家的主要儲備貨幣,而且許多亞洲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保持著固定匯率;更不用說美國所擁有的『軟實力』,如美國文化和美國的大學在這一地區所產生的吸引力。」(47)無論是歷史作用還是現實實力,美國都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在東亞地區秩序嬗變與構建的進程中,美國因素仍將是一定時期一定意義上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變量。

  東亞對美國意味著什麼?以至「回顧以往半個世紀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我們發現自己更傾向於捲入東方的事務,而不是傾向於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並不重要的東西而避開它們」。(48)美國的官方文件對此解釋得十分清晰。2010年歐巴馬政府在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亞洲經濟的迅速增長已使該地區與美國的未來繁榮緊密相聯。這一點因該地區存在數個『影響力中心』而更顯重要。」(49)2011年《美國軍事戰略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我們國家的戰略重點和利益關注點將越來越多集中在亞太地區。」(50)而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也早已提到:「亞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關乎重大的國家利益,與每個美國人的福祉息息相關。」(51)

  美國在東亞意欲何爲?2010年10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就歐巴馬政府的亞洲戰略發表演說時指出:「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和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作用,以及增強安全和繁榮、宣揚美國的價值觀。」(52)美國將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這取決於美國對當前國家和國家關係的總體把握。運用上文的「錐體」模型,以下三方面特徵或可勾勒出美國東亞戰略的大體輪廓。

  第一,在「錐體」頂部,民主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基石。民主激發著美國擴張熱情,但擴張卻不僅僅爲了民主。「美國相信有些特定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並能在全球範圍內發揚光大。」(53)「推進民主和自由以及我們所謂『人權』的考慮已深入美國人的骨髓。從托馬斯.傑斐遜宣布這個新建的國家爲『自由王國』時起,一個信條便產生了,這個國家的存在,不僅要爲其公民謀求自由,而且還要爲全世界的自由事業服務。分歧主要在怎麼做最好——只是做一個好的榜樣還是主動出擊。」(54)民主信念帶給了美國「天定命運」,它推動著美國不是去做「自由燈塔」,而是主動的擴張。但擴張卻不能單爲民主,美國人知道,如果擴張僅止於此,熱情終將不會堅決和持久。「擴張還要有利可圖,因爲僅僅保有自由還不夠,還必須據其仁慈的擴展獲得別的東西。」(55)天定命運論「使民族主義能夠尋求擴張而又沒有背叛其最初理想的感覺。……道德思想是自私自利的同伴,而擴張主義則是兩者親密結合的產物」。(56)這是美國現實主義背後的熱情與貪婪。(57)

  第二,在「錐體」中部,美國地緣條件得天獨厚。儘管如此,地緣戰略始終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美國爲東西兩洋所屏障,南北均是弱小鄰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爲美國前期奉行「孤立主義」的天然保障。隨著二戰前後美國日益深入地捲入全球事務,「地緣政治心態的出現是美國思想史和外交史當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對實力的認識以及將戰爭看成是國家政策工具的準備都是對世界事務的『現實主義』式的反應,它們對美國人看待外部事件的方式有著深遠的影響。」(58)自此,以斯皮克曼爲代表的地緣觀點給美國戰略思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認爲:「把美國的地緣政治地位總括起來,我們一定要指出:美國在地理上是被歐亞大陸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圍著的。」(59)「將來如果要避免這種被包圍的局面,我們在和平時期就一定要經常注意不讓任何國家或幾個聯盟國家以優勢的力量出現在舊世界這兩個區域的任何地方,以免我們的安全受到威脅。」(60)與此思想一脈相承,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將美國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設想爲三個步驟,而「當務之急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的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亞大陸,或大大地削弱美國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61)這裡布熱津斯基將「加強地緣政治多元化」視爲手段而不是目的,但無論如何,以「離岸平衡手」維護歐亞大陸的地緣均勢都是美國現實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儘管當今全球化風靡一時,種種宣傳世界將趨向大同的虛幻觀點在地緣政治現實面前不攻自破。」(62)這是美國地緣戰略背後的堅持與冷靜。

  第三,在「錐體」底部,美國與世界(包括東亞)相互依賴日益緊密。這既是全球化發展的客觀結果,也是美國推動的方向。「全球化的出現是結構動力和行爲體決策相互作用的結果。……無論是結構力量還是行爲體的主動舉措在促進全球化產生時,都無法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63)全球化的結構性力量包括理性主義、資本主義、技術創新、企業管理等多方面因素。(64)與此同時,美國作爲超級大國無疑對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以至於難以分清是在「全球化」還是在「美國化」。「對主要事件的調查發現,世界貿易條約和地區一體化主題足以消除任何基於技術決定論的解釋:帝國國家的決策者建立了全球交易的框架。在這個外殼內,主要的交易和資本運動的組織形式受到了國際金融制度的支持,其人員是帝國國家任命的。」(65)美國有意識、有目的地推動全球化,無疑取得了巨大成功。(66)但隨著全球化推進和相互依賴加深,美國也日益認識到僅靠其一己之力無力解決所有問題。「全球化以多種方式超越了戰後美國政治與安全秩序的限制。這並不是說全球化不再依賴制度、規則和穩定大國關係的基礎,而是美國霸權是這些制度、規則和穩定的必要提供者——這一說法在今天來看更爲模糊。」(67)美國始終糾結於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就說明了美國霸權的兩難處境。這是美國對相互依賴的推動與困惑。

  美國現實主義的熱情與貪婪,地緣戰略的堅持與冷靜,相互依賴的推動與困惑等多重特徵同時存在,共同左右著美國的全球戰略。東亞戰略作爲美國全球戰略的有機部分,自然受此框架的規制。冷戰後,學界一直討論美國戰略東移問題,似乎可以認定當下東亞地區並非美國的戰略重點,美國對東亞地區秩序的轉變沒有積極反應。但從美國的總體特徵來看,美國的東亞戰略是一以貫之的,無論美國是否將東亞作爲重點,美國都在掌控東亞地區秩序轉變的方向和進程。所謂是否「戰略東移」,只是美國根據全球地區的形勢分布和對比,對輕重緩急做出的動態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始終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構建方向和進程的決定性變量。

  (三)東亞地區秩序的其他要素

  美國是東亞地區秩序中的決定性變量,並自詡對東亞穩定起到了「定盤星」的作用。「亞洲的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與美國的關係」。(68)與此同時,在美國人眼中東亞又處於危險的「亞穩定狀態」,(69)以至「美國在遠東面對的任務十分艱巨,需要美國持久的戰略參與」。(70)在美國看來,東亞不穩的根源並非來源於美國要素的「不變」,而是來源於東亞地區其他要素的「變」。

  近年來,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突出變量是中國的復興,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論調由此而起。中國復興的顯著特徵在於中國整體性的成長,而非一時一隅的變化。「中國崛起是一個複合概念,包括經濟、軍事、文化、外交、政治影響力以及國際事務的參與度等多個層面。」(71)從「錐體」模型來看,中國的成長是整個「錐體」的向外擴展。與這種變化相伴而來的必然是和其他「錐體」關係的複雜化。一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賴在不斷加深;另一方面,在現實層面的分歧也日益明朗和加大。這種複雜化的關係從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如《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所說:「我們將繼續尋求與中國建立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我們歡迎中國與美國以及國際社會一道,在推進經濟復甦、應對氣候變化與不擴散等優先議題中,擔當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我們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並做好準備,以確保美國及其地區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會受到負面影響。」(72)

  日本「正常化」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另一重要變量。日本變量的特徵在於日本自身的「二重性」。在「錐體」下半部分,以經濟領域爲代表,日本不僅自身取得了快速發展,也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中國建立了密切聯繫。「中日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高度整合——它們既相互補充又相互依賴——是該地區格局發生轉折的重要標誌。」(73)在這一層面,日本不僅早已實現「正常化」,而且是當之無愧的大國。但在「錐體」上半部分,日本仍處於美國的羽翼之下,遠未實現「正常化」。「日本常常會因爲自己的過去而遭人譏諷。它是『經濟巨人、政治矮子』,無論是在地區層面還是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日本的戰略影響始終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74)另外,日本的政治「正常化」同時受制於兩方面:一方面是美國如何讓日本走出去;另一方面是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如何讓日本走進來。因此,日本政治「正常化」不僅僅是自身的謀求,也是美國和亞洲國家共同的抉擇。當然這種外部制約在其他國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日本尤爲明顯。

  朝鮮如何走出冷戰,台灣如何對待兩岸關係,東南亞國家如何自處是影響東亞地區秩序的三個相對次要變量。朝鮮、中國台灣、東南亞三個變量,較大國因素而言相對次要,但都直接關涉所有東亞大國,任何一個變量的任何變動,都足以牽動東亞地區秩序的全局。由此可見,朝鮮、中國台灣、東南亞三個變量的第一特徵是其關鍵性,第二特徵是其不穩定性。三個變量的變化取向,相當程度上操之在內而不在外。朝鮮的生存努力、中國台灣的冒險、東南亞國家的失衡都有足夠的內生動力,一旦衝破束縛,引發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攤牌似不可避免。因此,從三個變量的兩個特徵來看,朝鮮半島、中國台灣、東南亞是東亞地區秩序的縫合口,須格外關注。另外,東亞地區秩序構建進程中的俄羅斯變量也不可或缺,但目前學界所論不多,尚有待深入研究。

  圖2影響東亞地區秩序各要素間的主要關係

  無論是東亞地區秩序中的主要變量還是次要變量,都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形成東亞地區秩序嬗變與構建的歷史進程。在各因素複雜的互動過程中,幾乎所有重大關係都最終匯集到美國和中國兩個節點上(如圖2所示)。這說明,中美關係是東亞地區秩序構建進程的主軸。「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美中關係的狀況。美中關係對日美關係,以及日本就自己在亞洲的政治和軍事作用所做的好的或壞的界定也有重要的意義。」(75)爲此,美國對中國總體執行著「接觸+防範」政策,美國的戰略思想家設想使中國成爲穩定歐亞大陸的「遠東之錨」。(76)對於中國而言,任何外力都無法規制中國的發展方向,中國的變量只有靠中國自己來掌控。而中國如何把握自身不斷增長的力量,如何處理對美關係,必將對東亞地區秩序的嬗變與構建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結語

  近年來東亞危機紛繁複雜,僅從問題角度進行解釋分析,難以對其有準確全面的把握,更難以提出恰當可行的解決思路。而東亞地區秩序嬗變的歷史進程和整體視角則爲此提供了宏觀背景和分析縱深。由於東亞地區秩序問題宏大,涉及甚廣,本文僅從歷史脈絡上梳理了東亞地區秩序的影響要素,並分析了各要素的基本特徵,同時對要素問的相互關係做了理論鋪墊和簡要提及。雖然目前學界關於東亞地區秩序的論述不少,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從現實大戰略的角度進行系統性、宏觀性的分析和探討,本文僅就這一思路初步搭建了分析框架,希望藉此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處在轉換期的東亞地區秩序將走向何方?又會如何演進?要對此做出理論回答,分析影響東亞地區秩序各要素之間的互動機理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在這一方面,學界也有精到的論述。(77)但東亞地區秩序演進的現實路徑畢竟相當複雜,「正在演變中的亞洲秩序具備上面四種秩序的某些特徵,但又與其中任何一種秩序不完全吻合。所以,可以把現存的亞洲秩序看成是輪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規範共同體模式和複合相互依賴模式的一種複合體」。(78)因此,影響東亞地區秩序各要素的互動機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予以進一步釐清。此外,作爲中國學者也有責任思考中國在東亞地區秩序轉換時期的戰略選擇問題。中國如何對待現有秩序?參與其中的同時需要有何主張?又將推動現有秩序如何發展?中國在東亞的角色定位如何?等等。這一系列問題迫切需要理論上的分析和解答,也有待學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當然文責自負。)

  注釋:

  ①許通美:《美國與東亞:衝突與合作》,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

  ②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三版),影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③同上,第62~73頁。

  ④關於地區秩序的含義、類型等理論內容的探討可參考孫學峯、黃宇興:《中國崛起與東亞地區秩序演變》,載《當代亞太》2011年第1期,第7~21頁。

  ⑤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明確提出始自2001年東亞展望小組向第五次東協+中日韓(簡稱「10+3」)領導人會議提交的《東亞展望小組報告2001》。

  ⑥根據2002年11月中國、東協簽署的《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此後的相關協定,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已於2010年建成。

  ⑦韓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分爲商品貿易協定、服務協定和投資協定。雙方自2005年2月開始進行有關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前兩項協定已分別於2007年6月和2009年5月正式生效。2009年6月,在韓國與東協特別峯會上,雙方簽署了投資協定,標誌著經過4年多的談判,雙方最終就自由貿易協定達成一致,由此雙方將不斷發展爲更具實質性的貿易共同體。日本遲至2005年4月才與東協開始就建立自由貿易區舉行雙邊談判,期望在2012年建成自由貿易區。2009年2月27日,澳大利亞、紐西蘭、東協十國的貿易部長於第十四屆東協峯會期間,在泰國華欣簽署協定,正式建立「東協-澳大利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區」。

  ⑧趙懷普:《歐洲一體化經驗及時代精神》,載《外交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第52頁。

  ⑨2010年以來,歐盟對主權債務危機標本兼治,截至目前雖難斷言已見成效,但從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角度卻表明本地區秩序的穩健性。美國在冷戰後一直積極推動北約在歐洲以外發揮作用,阿富汗戰爭標誌著北約向外邁出了一步,而今年北約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再次彰顯了此種跡象。

  ⑩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主編;《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11)布熱津斯基:《大抉擇》,中譯本,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頁。

  (12)何芳川:《「華夷秩序」論》,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第30頁。

  (13)唐彥林:《東亞秩序變遷中的中國角色轉換》,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4)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夷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孔子:《論語》(程昌明譯註),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頁。

  (16)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國和平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7)孔子:《論語》(程昌明譯註),第129頁。

  (18)鍾雷主編:《大學中庸尚書》,哈爾濱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頁。

  (19)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國書中出現了「日出處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致日沒處天子(即隋煬帝)」字句,隋煬帝「覽之不悅」。公元894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結束了唐代兩百年間中日官方使節往返的局面。此後直到明初,中日之間基本沒有官方往來。公元1281年,元世祖第二次遠征日本失敗後,日本人轉守爲攻,開始從海上向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武裝劫掠,倭寇侵擾此後一直延續到中國明朝末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稱臣入貢,日本懷良親王進行了尖銳抨擊:「臣聞之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公元1592年到1598年,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被迫對朝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對天朝禮治秩序的正面挑戰,成爲近代以後日本謀求東亞主導地位的濫觴。相關史料可參見何芳川:《「華夷秩序」論》;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夷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20)何芳川;《「華夷秩序」論》,第36頁。

  (21)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夷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第264頁。

  (22)相關內容可參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七版)(下冊),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頁。

  (23)參見戴逸等:《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頁。

  (2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譯本,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頁。

  (25)最能說明這一結論的典型事件爲美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後斡旋兩國簽訂《朴次茅斯條約》。

  (26)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16頁。

  (27)轉引自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35頁。

  (28)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6頁。

  (29)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七版)(下冊),第471頁。

  (30)1860年10月8日孟德邦將軍函,轉引自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第217頁。

  (31)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

  (32)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夷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第403頁。

  (33)理察•克羅卡特:《50年戰爭》,中譯本,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34)同上,第153頁。

  (35)冷戰期間中國對外戰略調整大體有三次:新中國成立後確立「一邊倒」戰略;在受到極「左」思潮的短暫衝擊後調整爲「一條線」戰略;20世紀80年代初期,再次調整爲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參見宮力等:《和平爲上:中國對外戰略的歷史與現實》,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關於東南亞聯盟建立及聯合反霸鬥爭情況,參見方連慶等編:《戰後國際關係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540頁。關於日本「多邊自主外交」情況,參見《戰後國際關係史:1945~1995》,第522頁。

  (36)勞倫斯•奧爾森:《日本在戰後亞洲》,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頁。

  (37)布熱津斯基:《大抉擇》,第116頁。

  (38)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9)約瑟夫•奈:《硬權力與軟權力》,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

  (40)布贊、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研究的再構建》,中譯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1)關於對國際關係各學派理論的綜合比較評述可參見李少軍:《如何看待國際關係理論中相互爭論的學派》,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4期,第16~18頁;李少軍:《國際關係大理論與綜合解釋模式》,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頁。

  (42)卡爾:《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43)同上,第88頁。

  (44)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三版),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45)《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學習讀本》連載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科學真理——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載《人民日報》2010年8月23日,第8版。

  (46)張小明:《美國與東亞國際體系的變遷》,載《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3頁。

  (47)克勞德•邁耶:《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48)喬治•凱南:《美國外交》,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頁。

  (49)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800_2011_NMS_-_08_FEB_2011.pdf

  (51)轉引自許通美:《美國與東亞:衝突與合作》,第75頁。

  (52)《美國在亞洲「重裝上陣」》,新華網,2010年10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0/29/c_12718000_2.htm

  (5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54)歐文•哈里斯:《亨廷頓與亞洲:預言還是警告?》,第八次亞太圓桌會議論文,吉隆坡,1994年6月5~8日,第11~12頁。轉引自許通美:《美國與東亞:衝突與合作》,第109頁。

  (55)默里、諾克斯、伯恩斯坦編:《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頁。

  (56)艾伯特•K. 溫伯格:《天定命運論》,芝加哥1935年版,第12頁。轉引自孔華潤(沃倫•I. 科恩)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冊),中譯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頁。

  (57)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占領菲律賓最好地向東亞詮釋了這種熱情與貪婪。1899年麥金萊總統在論述美對菲律賓政策時說:當我意識到菲律賓已經落入我們手中時,我並不知道要做些什麼。直到一天深夜我才明白應該這樣做:(1)我們不能把它們歸還給西班牙——那是懦弱的也是不光彩的;(2)我們不能把它們移交給法國或德國——我們在東方的商業競爭對手——那是賠本的生意,也是很丟臉的;(3)我們也不能任由它們自己——它們不適合於自治,那裡很快就會出現比西班牙治下還要糟糕的無政府狀態和暴政;(4)我們別無它法,只得接管他們,並將菲律賓羣島納入美國的版圖。轉引自傑克遜、索倫森:《國際關係學理論與方法》,中譯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隨後菲律賓發生「叛亂」,美國派軍隊進行了鎮壓,國務卿海約翰說:「看到那些誤入歧途而又不屈不撓的菲律賓人受到那麼嚴厲的懲罰真是令人心碎,但是懲罰還是必須繼續下去,直到他們認識到什麼才是他們需要的和平。屆時,你就會爲他們最終建立一個有序而仁慈的政府打下基礎。」轉引自孔華潤(沃倫•I. 科恩)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冊),第449頁。

  (58)孔華潤(沃倫•I. 科恩)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冊),第155頁。

  (5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62頁。最早提出類似觀點的是利文斯頓•哈特利,他在1937年出版的《美國害怕嗎?》一書中認爲,由一個國家控制歐洲(德國或者可能是蘇聯)和另一個國家控制亞洲(日本或者甚至中國)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會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兩個大陸國家之間:德國或蘇聯控制下的歐洲和日本或中國控制下的亞洲。特別是當這兩個地區最強的崛起國德國和日本聯手時,對美國安全構成的威脅就會增大。具體內容可參見孔華潤(沃倫•I. 科恩)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冊),第154頁。

  (60)同上,第64頁。

  (61)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中譯本,第162頁。在本書中,布熱津斯基爲美國設計的歐亞地緣戰略三步驟爲:短期內,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加強和永久保持地緣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促使人們重視縱橫捭闔,以防止出現一個最終可能向美國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戰的敵對聯盟,且不說防止任何一個特定國家試圖向美國挑戰的微弱的可能性。在中期內,上述考慮應逐步讓位於更加重視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戰略上又相互協調的夥伴國家的出現。它們在美國領導作用的帶動下,可能會出力幫助構築一個更爲合作的跨歐亞安全體系。在更長遠的時間裡,上述狀況可能將最終導致產生一個真正分攤政治責任的全球核心。

  (62)亨利•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中譯本,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

  (63)簡•阿特•斯圖爾特:《解析全球化》,中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頁。

  (64)對於全球化的成因分析可參見簡•阿特•斯圖爾特:《解析全球化》,第106~125頁。在本書中,斯圖爾特將理性主義、資本主義劃入結構性動力,而將技術創新、管理視爲參與者的推動。但作者沒有給出這樣劃分的依據。筆者認爲,如果從國家層面的政策選擇角度分類,技術創新、管理同樣可以歸入結構性因素。

  (65)轉引自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主編:《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頁。

  (66)關於美國推動全球化目的,約翰•伊肯伯里在《美國霸權的全球化》一文曾有總結:第一,開放的世界經濟將增加國家獲得市場、技術和資源的機會,轉而推動更大的國內經濟和財富增長,最終加強國家安全和國家權力;第二,影響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的方向;第三,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減少權力均勢和戰略競爭;第四,推動國家和國際關係中更普遍的政治演化。具體內容參見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主編:《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第40~41頁。

  (67)同上,第59頁。

  (68)亨利•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第99頁。

  (69)相關論述參見布熱津斯基:《大抉擇》,第116~136頁。

  (70)同上,第136頁。

  (71)沈大偉:《中國、美國與正在演變中的亞洲秩序》,載《外交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第48頁。

  (72)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73)克勞德•邁耶:《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第92頁。

  (74)同上,第75頁。

  (75)Zbignew Brzezinski, The Geostrategic Triad: Living With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2001, p. 2.

  (76)關於「遠東之錨」,布熱津斯基有詳細論述,他的結論是:對美國來說,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滲透性的全球合作體制中,日本應該成爲美國的第一位重要夥伴;而在以向中國舉足輕重的地區性地位挑戰爲目標的任何地區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爲美國的軍事同盟國發揮作用。實際上,日本應該是美國在處理世界事務新議程中的全球性夥伴,地區內舉足輕重的中國則應該成爲美國的遠東之錨,由此促使歐亞大陸出現一種力量均勢。在這個方面,歐亞大陸東部的大中華與歐亞大陸西部日益擴大的歐洲作用同等重要。具體內容參見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第125~155頁。

  (77)參見龐中英:《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與中國》,載《外交評論》2005年第4期,第45頁;孫學峯、黃宇興:《中國崛起與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第21~32頁。

  (78)沈大偉:《中國、美國與正在演變中的亞洲秩序》,第50頁。

  責任編輯: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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