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伯克基收藏中國外銷瓷


艾爾伯克基收藏中國外銷瓷

2021-01-14 收藏級頑主圈兒

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從4月25日起至8月7日止,透過國際借展的方式,首次向大衆展示來自巴西私人珍藏的60件精美罕見的中國陶瓷。在館方策展人JeffreyMunger和Denise Patry Leidy的精心策劃之下,「設計全球艾爾伯克基收藏中國外銷瓷(Globalby Design: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R.Albuquerque Collection)」主要呈現16世紀末至18世紀之間,成爲全球性奢侈品的中國陶瓷如何改變了歐洲制瓷工業與餐飲文化之發展歷程。尤其該批展品與當時葡萄牙帝國的對外商務有著密切關係,資深研究者Maria AntóniaPinto de Matos亦特地以葡萄牙的角度爲基準爲本展撰寫圖錄、由Jorge Welsh出版發行,並從世界交流史的脈絡來討論中國外銷瓷、呈現當今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艾爾伯克基博士(Dr.R.Albuquerque)的中國陶瓷收藏,包括從唐朝至清代的陶器、炻器與瓷器,另有部分景德鎮傳統官窯作品。特別是16-18世紀間由中國外銷至亞洲、中東和歐洲的陶瓷更是聞名世界。本次展覽中便有許多屬於日本進口的中國瓷器。另外,16世紀上半葉葡萄牙的「首訂(first orders)」珍物,即當時葡萄牙的航海家、貴族、傳教士、外交人員與富商向中國特別訂製購買的陶瓷器物,也是該收藏的核心重點。這些作品多數有著特殊的葡式裝飾、家族紋章、宗教圖案與拉丁文字,可證明當時葡萄牙的上流階層對中國瓷器有著高度的興趣與喜愛。

除了外銷至亞歐區域的訂製陶瓷,艾爾伯克基的收藏中也出現了不少爲中東地區所特製的貿易陶瓷產品。那時的中國制瓷業者爲了迎合中東市場的本土需求製作了多種富有伊斯蘭形制和銘文的作品,成爲一種特別顯著的品項。到18世紀,中國傾銷歐洲的陶瓷貿易活動達到高峯,中國陶工不但從歐洲版畫裡學習西方圖案,還爲遠方顧客量身訂作一系列日常生活用品譬如碟盤、飲具和器皿等,一股中國陶瓷熱潮便在歐洲大陸迅速興起。總的說來,艾爾伯克基的中國外銷瓷藏品種類繁多、歷史意義深遠,呈現出近世中外商務與物質交易的盛況。

一組製作於景德鎮、明代天啓年間(1621-1627)的「釉下青花瓷碟」(圖1),呈現出傳統日式向付(mukozuke)的形制,表明當時中國的陶業窯場不僅爲歐洲客戶服務,也爲鄰近地區如日本提供大批的生活器皿。此套五件淺碟被塑造成五隻坐臥的水牛,並使用青花藍料描繪水牛的頭部形象與身軀四肢,整體造型樸實無華而不求工整,展現濃厚的民間藝術趣味與隨意自在的創造力。此類碟盤經常於日式茶道中出現,尤其在1620-1630年代,因日本當地風行茶道,對於儀式中所使用的特殊器物需求也相應增高,使得中國陶瓷有機會大量進入日本境內。甚至到了19世紀,日本人士更以「古染付(Ko-sometsuke)」一詞來專稱此類由明末景德鎮民窯所燒制、並輸入日本的青花瓷器,成爲一款獨門的賞鑒品項。

圖1:釉下青花瓷碟,明天啓,景德鎮窯場

屬於日式「金襴手(kinrande)」樣式的一件「釉上紅描金瓷瓶」(圖2),是中國對日外銷陶瓷的另一佳作。所謂的「金襴手」作品,是以青花爲基底,後加釉上紅彩,間有金彩圖飾,藉以展現繽紛豐富、富麗堂皇的氣氛。該製作技術最先在中國宋代開始出現,到了明清之際高度發達,並在江戶中期輸入日本。本器製作於約16世紀的嘉靖年間(1522-1566),瓶身呈現曲線優美的六角葫蘆狀,尤其把柄與流嘴的S形姿態更是兩相對應、動感十足。另外從瓶子頂蓋至底部台座,以不同設計圖案層層描繪,自線格花紋、開光描金至花團錦簇,均展現了中國陶工繪師的匠心獨運。在色彩運用方面,除了紅底描金,還富有藍綠色調,增添了不少繁複變化。值得一提的是,本瓶曾是尾張德川家(Owari Tokugawa Family)的舊藏,可謂流傳有緒的精品。

圖2:釉上紅描金瓷瓶,明嘉靖,景德鎮窯場

在中東與東南亞外銷瓷方面,一件彎月形的「釉下青花彎月攜壺」(圖3)造型特殊,引人注目。本件瓷器約製作於15世紀晚期至16世紀初期之間,產地爲江西景德鎮的民間窯場。此類器皿的原型本是皮革容器,後來約在15世紀時開始以陶瓷製作此類器形,但是其裝飾部分,例如花型渦卷和碎裂波紋可追溯到中國14世紀的陶瓷圖案。有關這類器皿的實際功能與銷售市場學界現無定論,但由於現今存留的實物多出現於印度尼西亞區域,因此有學者便推斷此物極有可能是在爪哇印度教中作盛裝聖水之用;抑或是爲了供應當地自16世紀崛起的伊斯蘭市場所需。特別是該瓶的彎月造型,很容易被聯想爲與伊斯蘭教義有關的象徵符號。與此款陶瓷外觀相似的金屬器皿也在15世紀晚期出現在蘇丹王朝(1192-1526),爲盛裝飲用水、方便於行旅或征戰時所用。此例可說明不同媒材之間,器物造型的相互影響。

圖3:釉下青花彎月攜壺,明代,15世紀晚期-16世紀早期,景德鎮窯場

本區的菁華部分是中國運往歐洲的外銷陶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隻「釉上粉彩描金瓷盤」(圖4)。該盤製作於清代乾隆年間(約1740年),盤面繪製著一名站在樹下的西方男士,右手握持一把長劍,口中正費力吹著號角。身旁並出現兩隻精神抖擻的獵犬與一隻鮮血直流的臥倒馴鹿,爲一幅歐洲打獵的傳統圖景。在盤身邊緣附有兩圈黑線以及描金線。研究人員指出,該狩獵圖像的原型應是來自德國畫家和版畫家Johann Elias Ridinger(1698-1767)的創作,其以創作狩獵場景而聞名歐洲。這裡可見到中國畫工極力摹擬圖稿的痕跡,號角的圓形銅管與圓盤外型相呼應。與此盤圖畫相同的類似複本亦出現於不少咖啡壺具之上,現今還能在美國與瑞士的公私收藏中見到,應可說明當時以歐洲市場爲主的大宗瓷器製作情況。

圖4:釉上粉彩描金瓷盤,清乾隆,約1740年

展場中,還有一套五件大型陳設青花瓷組「釉下青花蓋罐與花觚」(圖5)特別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這類青花瓷組在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早期流行於歐陸地區,在當時的歐洲,五件套通常是最流行的組合,由三個蓋罐和兩隻花觚組成,放置於櫥櫃或壁爐之上。因爲當時中國人並沒有這樣的陳設習慣、也未出現成套生產的狀況,所以歐洲買家必須根據個人的家居空間需求而按器形和數量一件件購買。據研究,此組作品製作於約1700年間康熙朝的景德鎮,每件瓷器平均高度約一米,氣勢磅礴的模樣極適合裝飾歐式廳堂。這套罐瓶的外觀圖案描繪了江南水鄉澤國的舟船場景,極有可能是描寫杭州西湖的優美景致。這也說明了歐洲顧客對於中國地景的想像,受到中國傳統文學或圖像的影響,而把焦點放在小橋、流水、漁舟和垂柳之上。

圖5:釉下青花蓋罐與花觚,清康熙,約1700年,景德鎮窯場

另一件造型特殊的「冰鎮瓷壺」(圖6),也是中國陶工專爲歐洲顧客製作,用來冷卻酒飲和杯具的用具,通常放置在餐桌附近。由於該類器皿的體積形制迥異於一般常見的餐飲器具,設計繁複,因此不易製作,頗能展現出陶匠的高超技藝。此壺可能製作於約1700-1720年的康熙朝,壺身彩繪模擬日本「伊萬里燒(imari)」的樣式,以紅、綠、藍和金等色調爲主,可以得知中、日制瓷業的互動往來與工藝技巧上的交流學習。另外,在壺表面上還繪有葡萄牙籍Sampaio e Melo家族專屬的徽章圖案,彰顯其貴族身份與社會權勢。其實在艾爾伯克基收藏中,這個家族的徽章不只出現於冰鎮壺上,亦出現於蓋罐、花瓶、碟盤和燭台之上,說明這股歐式徽章瓷的製作風潮在當時席捲整個歐洲上層階級。

圖6:冰鎮瓷壺,清康熙,約1700-1720年

爲了滿足歐洲買家的炫奇心態,中國工匠也曾製作出不少造型新奇的器物用具,例如展覽中的一對「龜形盛器」(圖7)和一隻「螃蟹瓷盤」(圖8)。這些製作於18世紀下半葉清代乾隆朝的作品應是用於盛裝奶油或佐料,屬於獨有的歐式餐具。此批器物造型精緻生動,外觀逼真活潑,寫實風格極爲強烈。若以「龜形盛器」來說,在乾隆朝時因爲皇家宮廷對於藝文復古的積極態度,致使制瓷業開始重新追尋古代的釉色。而「龜形盛器」使用黑釉,很可能就是在這股風潮下民間窯場對於宋代黑釉的再次重製。此外,烏龜在中國文化涵義中又具有長壽與吉祥的象徵意義,對於西方人來說更具異國風味與東方情調。

圖7:龜形盛器,清乾隆,約18世紀下半葉

圖8:螃蟹瓷盤,清乾隆,約1770年

從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開始,遙遠東方的陶瓷便逐漸進入歐洲。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的贊助之下,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1524)於1498年發現經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南亞與東亞的航海路線,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發現美洲,他們的探險旅程皆是爲了尋求更快獲取茶葉、香料、絲綢與瓷器等亞洲奢侈品的海運路線。當葡萄牙人於16世紀首次抵達中國時,景德鎮上的衆多窯廠正主宰著全球的制瓷行業。而葡萄牙的上層階級便是首批向中國訂製瓷器的歐洲人士之一,正如本展陳列的這批最早的罕見訂製品,其中包含裝飾有皇家紋樣、貴族徽章和宗教圖像的作品。

在此之前,作爲重要媒介的中國陶瓷已在中亞商路與伊斯蘭世界接觸,而來自中東的器形與設計也藉由陶瓷流傳至歐洲。如同本次展品所示,這些瓷器或許是爲了伊斯蘭或歐洲市場而製作,同時也爲此一複雜的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具體例證。17世紀早期,荷蘭拍賣了兩艘被擄獲的葡萄牙船隻上的瓷器。荷蘭取代葡萄牙與西班牙在航海路線的主導地位後,中國陶瓷開始於北歐地區廣泛流傳。到了17世紀末至18世紀間,隨著器形與圖樣設計的不斷流通,中國外銷瓷表現的全球性藝術語言已發展成熟,繪有江南杭州西湖景致的裝飾罐組即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例子;此外還有富於寫實趣味的動物造型作品,皆證明了中國18世紀外銷制瓷業的開創性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