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三個背鍋俠:端方掉腦袋、瑞澂逃日、盛宣懷成替罪羊


辛亥革命中的三個背鍋俠:端方掉腦袋、瑞澂逃日、盛宣懷成替罪羊

2021-01-16 齊魯壹點

【圖說:位於武漢首義廣場上的雕像(王千馬攝)】

在四川保路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全國革命的形勢依舊不容樂觀。

孫中山領導的起義又一次失敗了。這是同盟會也是他的第十次失敗。這次起義發生在廣州,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率120餘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卻由於各種原因而未能成功。

起義失敗後,廣州革命志士潘達微收殮犧牲的革命黨人遺骸72具,葬於廣州郊外的紅花崗,並將紅花崗改爲黃花崗。這次起義也因此史稱黃花崗起義。

這次起義的失敗簡直是在同盟會的傷口上再撒了把鹽,說得更嚴重點,都快把它給擊垮了。除了章太炎、陶成章「堅定不移」地獨立鬧革命,「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居正包括黃興在上海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部,把北部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作爲起義重點區域,與同盟會的東京總部已無多少關係了。」(楚夢,《驕傲與疼痛——辛亥革命沉思錄》,《同舟共進》)

【圖說:悲壯的黃花崗起義】

與此同時,依舊翩翩美青年的汪精衛還待在天朝的大牢裡,終日以吃飯、睡覺、寫詩、思念心愛的姑娘,來打發時間。

此前,面對著革命黨內部的分裂,以及倒孫風潮,這位長期追隨孫中山的新知識分子,忍無可忍,轉而寄希望於簡便易行的暗殺行動,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領袖不怕死,並反擊保皇派的攻擊,重振士氣,喚醒民衆。

他的暗殺小組中集中了同盟會的精英分子,有同盟會創始人之一、四川分會長兼《民報》經理的黃復生,有同盟會中少有的炸彈專家喻培倫,有同盟會早期女性會員的曾醒、方君瑛……還有,他日後的愛人陳璧君,此時因愛慕汪而來。

他圈定的第一對象,是幹過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的清大臣端方。後來爲了製造更大影響,改爲軍機大臣奕劻和海軍大臣載洵,卻紛紛落空,最後決定謀刺攝政王載灃。

就在刺殺攝政王載灃的頭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身體獻給了汪,爲他壯行。只是,汪精衛的暗殺行動因爲被人發現,也同樣失敗。他和黃復生同時被捕。幸運的是,清朝統治者再愚昧再頑固,裡面總有一些新式人物,肅親王善耆就是一個相對有爲的王爺。當然,他還有個身份,就是川島芳子他爸。面對汪精衛這一「大逆不道」的舉動,王爺意識到處死他們,有可能會激起革命黨人的憤怒,局面會變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舉起,又輕輕落下,只判了個終身監禁。

至於喻培倫,因爲要去東京重購炸藥,而幸運逃脫,日後在黃花崗起義中捐軀。

起義行不通,暗殺也行不通……革命似乎已經山窮水復疑無路。

誰想到清政府在賭桌上卻跟著打出了一張臭牌:

皇族內閣。

在黃花崗起義之後,攝政王載灃終於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宣布成立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的責任內閣。就像在恩銘被刺之後推出《欽定憲法大綱》一樣,清政府就如愚笨的老牛,被抽一鞭子,才前行一步。

只是,還是和《欽定憲法大綱》一樣,新的責任內閣在人員組成上,依舊能讓人一眼看出清朝統治者並不想真正放權。

其基本維持了舊體制的人選,以慶親王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爲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洵、紹昌、溥倫、盛宣懷、壽耆分任各部大臣。

成爲內閣中的一員,成了盛宣懷人生中的最大風光,值得一輩子去銘記。

只是,這屆責任內閣中,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僅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7人——實實在在是一個「皇族內閣」,「立憲派馬上意識到這樣的內閣成員名單實際上意味著原本可以緩衝皇室與立憲派之間矛盾的責任內閣,反而成爲君權的延伸。」(黃艾禾,《1911那一年》,《中國新聞周刊》)

【圖說:裝點門面的「皇族內閣」】

先是有山東巡撫孫寶琦表示疑義,在奏摺中強調宗支不宜參與內閣。接著,全國近20省諮議局議長及議員40多人再次請願,重申「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爲君主立憲唯一原則,請求朝廷儘快取消這個皇族內閣,於皇族外選派大臣另行組建責任內閣。

「對於各界要求,朝廷這一次似乎不準備讓步了,先是嚴肅訓斥孫寶琦的建議太過荒唐,緊接著發布上諭,對《欽定憲法大綱》給予重新解釋,以爲即便實行了君主立憲,黜陟百司的權力仍然歸屬於君主,議員不得干預,以爲這才是君主立憲的本旨。」(馬勇,《辛亥啓示錄:皇族內閣錯在哪兒》,《新世紀》)

國會和議員成了清廷統治者裝點門面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得不說,隨著「皇族內閣」出台,就連純粹的立憲黨人,也將君主立憲當成了一條隨時可以丟棄的破鞋。

正是對清統治者由希望到失望,再到如今的絕望,當革命再次爆發後,立憲黨人不是選擇了觀望,就是選擇了和革命黨聯手。

再也不像孫中山在第一次廣州起義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孫中山)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

清政府拱手送給了革命黨人一張莫大的好牌:人和。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爲什麼幾個月前革命黨發動黃花崗起義還以落敗告終,幾個月之後的武昌起義,就以很小的代價,取得了大成功。

有了人和,還需要天時。得感謝四川的保路運動吸引了清政府的注意力,更要感謝清政府自作孽不可活地派兵鎮壓——正是兵力被派到了四川,造成了武昌兵力空虛,給了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的大好時機。

天時,地利,人和……起義不成功都不可能。

不過,革命黨還得感謝一個人,那就是:

帶兵前來四川的端方。

端方這時候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的確很弔詭。

一個是,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按照清朝官員的德行,任誰都不願意跑到這個是非之地,偏偏他就來了。另外一個是,在他人的印象里,他本來已經因故下台,在家逍遙自在,飲酒作樂、會客訪友,也輪不到他來擔這個責任。

說到底,這是一個並不能隱忍的人。

在這一點,他比起親家袁世凱要差得太遠。

儘管口頭上表示要「不如早歸去,毅然絕世緣」,但時局一變,他又開始怦然心動。爲此,他還要花上白花花的銀兩,爲自己謀求重新上位。鑑於他曾任職川鄂,並有顯赫政績,清政府在1911年又再次起用了他。成都血案發生時,他正在湖北。3天之後的10日,清政府就一道急命,讓他帶著部分鄂軍趕赴四川「進剿」。

孰料卻把他送上了斷頭台。

事實上,對四川的保路風潮,端方是持同情態度的。對趙爾豐視爲「逆謀日熾」的《自保商榷書》,他也有不同的解讀,「川中罷市、罷課,不戕官吏,不劫倉庫。絕非逆黨勾結爲亂……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爲官兵開槍擊斃者約數十人。衆情乃是大憤。自保商榷書,並無獨立字樣,並無保路同志會及股東會圖記。其中且有皇基萬世語。」

所以他對帶兵「進剿」,持懷疑態度。

【圖說:無奈丟掉性命的端方(中左)】

「端方從漢陽出發,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兩個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資州,並在此停留了14天,既未『進剿』,也未北上勤王。辦事雷厲風行的端方,面對保路運動,奉行『拖』字訣,與其政治態度不無干係。端方曾考察歐洲諸強國現代改革,對於鐵路國有『洋商包工』,向來持反對意見。而主『剿』派在鐵路問題上則持強硬立場。兩難之際,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這一『拖』,卻迎面撞上了革命。」(《新京報》編,《辛亥風云:100個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這一點上,革命黨人得感激端方。

一則,他在「進剿」上的「無爲」,促使了四川起義的烽火,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燃遍了四川全省。對全國的革命形勢起到了相當好的示範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將鄂軍帶入四川,並久拖不歸。武昌的兵力空虛,有一大部分「功勞」應該歸結在他的身上。

當機會擺在了革命黨面前,不如順勢而起。

本來同盟會中部總部及黃興認爲武昌新軍在那個時候起義條件並不成熟,也沒有參與起義計劃的制訂,起義後,黃興發出電報,孫中山才知道,自己的革命事業成功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面對辛亥革命的爆發,很多人都沒做好心理準備。但是,它的成功,既是必然中的偶然,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當我們今天紀念辛亥革命摧毀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根基之時,也不能遺忘了四川保路運動的功勞,「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王澤華、王鶴,《四川保路運動與辛亥革命》,《成都日報》)

不過,武昌起義的成功,還得繼續感激一個人。

時任湖廣總督的瑞澂。

出生於1864年的他,博爾濟吉特氏,字莘儒,號心如。滿洲正黃旗人。琦善之孫。

少年時紈絝成性,與勞子喬、岑春煊並稱「京城三惡少」。但惡少也有從良的日子,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因有官聲,調任上海道。

說起來,他接的還是袁樹勛的班。是蔡乃煌的前前任。任內奉命在轄境內禁絕鴉片,建立警察部隊。很快又先後任江西按察使、江蘇布政使。但在1909年與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不睦,上表辭官,以退爲進。清廷慰留,升任其爲江蘇巡撫。

不過也有一種說法,說是端方密薦瑞澂,稱其有大才,清廷遂委派他出任江蘇巡撫。

正是他欣賞並培植了戴季陶,且與張謇等立憲運動首腦和載澤等掌權大臣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曾奏派張謇總辦江蘇農工商務局,並加入「預備立憲公會」,也算得上是立憲派。在做湖廣總督之後,時有各省督撫聯名致電軍機處,請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他也在其中之列。

不管如何,瑞澂算得上是清政府中比較有能力也有作爲的官員。看上去也很開明。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爲什麼武昌的槍聲一響,督署只是中了一炮,他就倉皇棄城而去。

更有不堪的說法,是從後院挖狗洞出逃。先逃至長江上的軍艦,繼而逃至上海,不久聞聽清朝政府欲治其罪,遂再逃日本。

【圖說: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軍占領武昌陣地略圖(王千馬翻拍於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

一點抗壓能力也沒有。

當然,這跟他是紈絝子弟出身有關。

你也可以理解,他對清政府的統治也自信不足。

這讓瑞澂,看上去像是個笑話。

說起來,當時起義軍雖然進展順利,但仍有部分軍隊忠於清政府。其親信張彪臨危不撤,起義軍反覆進攻不能得手。但瑞澂一走,武昌便不再是清政府的天下。

孫中山曾感嘆說,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更要命的是,「瑞澂出逃,同時也給清王朝的崩塌開了高官顯貴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後各省相繼起義,各省督撫遂走者走,變者變,227年大清帝國,短短1月間,半壁江山盡屬民軍。」(《新京報》編,《辛亥風云:100個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

此時的大清,不廢而自廢,不亡而自亡。

武昌起義前後,爲立憲而奔波的張謇,恰好就在武漢。

他先是主持過大維紗廠的開機儀式,後又接受了瑞澂的宴請。宴會上大家還歡笑有加,卻不料一日之後,便遭遇此等大變故。其時他正坐在開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陽丸號上,恰好看見了江邊燃起的熊熊火焰。

那是武昌塘角輜重隊士兵的起義信號。

目睹了首義烽火的張謇,在自己的日記這樣記載:「舟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也許,他其時根本就沒想到,此火一燃,便燃起了大半個中國。

【圖說:首義烽火改變了中國商人階層的命運】

「第二天晚上,張謇抵達安慶,他本來是應安徽巡撫朱家寶的邀請共商疏導淮河問題,可安慶新軍起義也是一觸即發,哪裡還顧得上談導淮問題。12日,張謇擠上塞滿乘客的江輪,趕回了南京,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派兵『援鄂』。誰知張人駿不僅不肯出兵,反而大罵瑞澂和立憲派。16日,張謇趕往蘇州,與江蘇巡撫程德全連夜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21日,張謇等人以江蘇諮議局名義發出致內閣電。此時,張謇還在爲挽救清王朝盡最後的努力。」( 《新京報》編,《辛亥風云:100個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

與此同時,張謇與其立憲「小夥伴們」所把持的各省諮議局的中央機構——資政院,也在10月25日這一天,召開第二次會議,提議「內憂外患,懇請標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至於治本,其一是召集國會,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組織擁有完全行政權力的內閣;其三是鞏固憲法中的言論、出版和結社集會的三大自由。

議員們認爲,人民有了這三大自由,就不會造反作亂。

至於治標,議員們也給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說,從嚴將四川督撫趙爾豐及湖北督撫瑞澂按律嚴懲……當然,矛頭直指的卻是時任郵傳部長盛宣懷。

在他們看來,朝廷自從下旨要實行君主立憲,革命的言論一日少似一日,如果不是盛宣懷提倡鐵路國有,也不至於民心喪失,讓革命黨乘機煽動作亂,情形至今益發不可收拾……

在羣情激奮之下,資政院竟頭腦發昏,也不經過法律審判,便以「人民」和「憲政」的名義,用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一項特殊的決議,要求將盛宣懷「明正典刑」,殺一人而謝天下——顯然,盛宣懷一輩子爲之服務,不惜鞠躬盡瘁試圖挽救的這個政權,短視而冷血地將他作爲替罪羊給拋了出去。

在這巨大的呼聲面前,清政府對此或無力拒絕或順水推舟,一日後便下令將其「雙開」,但好歹沒有要了他的性命。爲避免成爲被繼續攻擊或暗殺的矛頭,盛宣懷只能一逃了之,而他留下的巨大資產,成了日後民國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

然而,這一切亡羊補牢之舉,也沒有讓革命的形勢變得暗淡,乃至有一絲緩和。31日,張謇一到上海便聽說湖南、陝西、山西等省相繼獨立,但對張謇更有衝擊的是11月3日的上海起義。

我們應該能理解上海起義對張謇的巨大心理影響。誰都知道,因爲預備立憲公會的存在,讓上海一度成爲了立憲派在南方的大本營,但這次,他的大本營也在革命面前,徹底「淪陷」了。而他的「小夥伴們」,也紛紛投靠了革命的陣營。

在狀元下海之後,他又一次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

備註:本文節選於「吾球商業地理」主編王千馬所著《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以紀念辛亥革命109周年!

采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商幫系列);《新製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企業官方傳記系列);《紫菜爸爸》(人物傳記系列);以及《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爭》(城市發現系列)等十數部作品,並主編有《無法獨活:致餵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2017年,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根據《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拍攝製作了五集紀錄片。2019年,「吾球商業地理」參與吳曉波頻道的12集紀錄片《地標70年》的拍攝合作,通過12個中國地標見證新中國70年的風雨歷程!此外,「吾球商業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兩度榮獲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號」稱號)

圖片|除特別註明外,均來自網絡

編輯| 大腰精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壹點號吾球商業地理

本文內容由壹點號作者發布,不代表齊魯壹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