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帽取人」「按帽論價」:「帽子大戰」幾時休?


「以帽取人」「按帽論價」:「帽子大戰」幾時休?

2021-01-13 知識分子

►以帽論價。(湛兮  繪製)

撰文 | 李晗冰(本刊特約記者)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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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以貌取人」,今有「以帽取人」。

在時下全國各地你來我往、不亦樂乎的引才大戰中,諾獎得主、兩院院士、「千人」「傑青」「長江學者」等人才「帽子」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而且「帽子」越大越受青睞、價格越高越有市場,「人才大戰」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以帽取人」「按帽論價」的「帽子大戰」。

你引進兩院院士、我引進諾獎得主,你出1000萬、我出3000萬,「人才大戰」異化爲「帽子大戰」

今年年初寧夏出台的「高層次人才分類管理辦法」,在目前各地的引才政策中很有代表性——

A類人才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等,B類人才包括「千人計劃」人選、長江學者人選等,C類人才包括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者等,D類人才包括省級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主任等,E類人才爲全日制博士。

這5類高層次人才享受差異化的待遇:安家費按人才分類不同最高達到220萬元,最低20萬元;在科研和項目啓動資金方面,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A類人才最高可獲得3000萬元,其餘四類依次遞減。

在各地的引才計劃中,物質待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比如,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全球攬才」計劃規定,對引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兩院院士、發達國家院士等著名專家,給予最高1200萬元工作經費和生活補貼;河北省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院士智力引進工作的意見》規定,對調入河北省或根據協議全職到河北省工作的院士,省財政給予每人1000萬元科研經費補貼和200萬元安家費補貼,每人每年給予20萬元特殊生活補貼。

近幾年推出的「雙一流」建設,把高校之間的「引才大戰」推向白熱化,除了諾獎得主、兩院院士,戴有「千人」「傑青」「長江」「青千」「優青」「青年長江」等帽子的人才也是搶奪的重點對象。除了數目不等的科研經費,物質待遇也是「因帽而異」。

上海交大教授李俠曾在一篇題爲《中國人才市場中的八大鐵帽子王》的博文中,梳理了「八大鐵帽子王」的不同價位——

1、院士:待遇面議,出現多大數字都不要驚訝;

2、千人:全職薪水80-100萬元;

3、長江學者:薪水60-100萬元;

4、傑青:薪水60-80萬元;

5、青年千人:薪水40-60萬元;

6、青年長江:薪水40-60萬元;

7、優青:薪水30-40萬元;

8、青年拔尖人才:薪水30-40萬元。

李俠說,上述1-4類被稱作人才市場的「四大天王」「老鐵帽子王」;5-8類被稱作學術界的「四小金剛」、「小鐵帽子王」。目前國內轟轟烈烈的人才爭奪戰,主要集中在這八大鐵帽子王之間進行——其他的都不叫「人才」。

不難看出,原本「以才取人」「按質論價」的「人才大戰」,已在很大程度上異化爲「以帽取人」「按帽定價」的「帽子大戰」。

並不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以帽取人」「以帽論價」相當不科學

重視人才、重金引進人才無可厚非,問題是:真的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嗎?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對於科學家的創新實力,要分清『過去式』和『現在時』。」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長武可嘉說,科學家評諾獎、選院士,所依據的是他們青壯年時期作出的成果,大部分科學家榮獲諾獎、當選院士時已經五六十歲,有的甚至七八十歲。「比如屠呦呦先生,她2015年榮獲諾獎時已經85歲了。」

「科學探索和技術開發既需要活躍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也離不開充沛的體力。」武可嘉進一步指出,研究數據表明,諾獎得主取得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齡在37歲左右,能在古稀之年還堅持科研一線、做出重大原創成就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不能把個別現象當作普遍規律。

「因此,大多數諾獎得主和院士獲得榮譽時已經過了創新的巔峯期,很難再做出原創性的重大成果。」武可嘉說,近年來我國新當選的院士年齡趨於年輕化,少數正在一線的青年、中年科學家成爲兩院院士。「但是,對這些科學家來說,時間遠比金錢重要,他們不會爲了待遇而放棄自己手頭的工作;那些『雙聘院士』『多聘院士』,大都是脫離一線的老院士。」

對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科學家而言,有帽子的就比沒帽子的水平高、本事大嗎?

「當然不是這樣。」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邵峯說,近年來隨著大批海歸留學人員回國、國內自己培養的高水平青年人才越來越多,實力相當的科學家羣體明顯壯大。院士也好,「傑青」、「長江」也好,每年評選的數量相當有限,評上的不乏有一定水平的,但沒評上的也不見得水平差,有的甚至比評上的水平還高。「所以,『以帽子論英雄』的做法很不科學。」他說,「我是2015年當選的院士,不能說我當選後水平立馬就提高了。」

「俗話說『種瓜得過、種豆得豆』,在吸引人才上也是如此。」武可嘉認爲,無論是地方政府發展新興產業還是高校加強學科建設、增強科研實力,需要的都是「能幹活的人才」,而不是「名實不副」的頭銜、帽子。那些看重虛名的,最後得到的往往也是虛名。

「近年來個別地方熱衷於搞『院士經濟』『諾獎經濟』,其願景聽上去非常宏大,但最後的結果可能很不靠譜。」他分析說,在兩院院士中,中科院院士大多是搞基礎研究的,其成果距離產業化十萬八千里;諾獎得主就更是如此,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懂產業,哪來的經濟呢?

武可嘉指出,對於高校而言,固然可以藉助院士等大牛的聲望和在資源分配上的話語權,吸引中青年人才、集聚科技資源,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提升自己的學科建設水平,但就全國而言,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一方面是導致人才惡性競爭,越富的地方人才越集聚、越窮的地方人才越少,使原本就難以留人的中西部地區人才流失更嚴重。」武可嘉說,另一方面,是加劇了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公,讓業已存在的『青椒』爲大牛幹活的『打工科研』愈演愈烈,既加劇了學術不公,也不利於青年人才的脫穎而出。這一傾向,與院士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如果任由『帽子大戰』蔓延,將嚴重破壞我國的學術生態。」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認爲,「帽子大戰」既給票子、又給位子,這種激勵方式一旦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成爲被社會認可的潮流,很多人的職業追求與聲名利益就會本末顛倒,很難再靜下來潛心學術、攻堅克難、精益求精。這不僅加劇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學風,甚至會動搖學者的學術追求,背離了高校研院所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初衷。如果長此以往,將使我國的學術生態嚴重變態。

「在『帽子大戰』出現之前,科研人員的『搶帽子』現象就很嚴重,『帽子大戰』無異於火上澆油,問題愈演愈烈。這將導致中國的科研更加急功近利,願意坐冷板凳、搞原創的人將更加稀少。」邵峯說,許多年輕人爲了湊論文、「搶帽子」,就挑選那些容易做的題目做、先發夠論文再說;至於所做的題目是不是國際領域重要的科學問題,就顧不上考慮了。結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等你戴上「帽子」、想起來再做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很可能早就被別人做了——大好年華就這樣就白白浪費了。

受訪者指出,現在國家大力倡導科學家靜下心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以謀求重大原創和核心技術突破,但洶湧澎湃的「帽子大戰」卻很難讓科學家靜下心來,更不用說潛心攻關了。

看帽子更要看本事,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的正確軌道

「『以帽取人』的『帽子大戰』背離了『唯才是舉』的人才評價標準,讓『帽子』像SCI論文那樣,成爲評價科技人員的指揮棒。如果長此以往,勢必讓更多人本末倒置、想方設法搶『帽子』,在不知不覺中滑向『重名輕實』、急功近利甚至追名逐利的深淵。」受訪者一致呼籲,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正本清源,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以本事取人」的正確軌道。

武可嘉認爲,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下,「帽子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成爲地方官員的政績工程。「一些官員不懂前沿科技,『搶帽子』最快最省事;一些官員急於在任期內把政績搞上去,搶到的帽子越多升遷越快,至於最終效果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引人用人既要看『帽子』更要看本事,應該把目光由過去轉向未來、把考評的重點放到引進人才的創新能力和潛力上。」邵峯指出,除了在引才過程減少行政化、多讓科技同行把關,還應加強引才工程的績效評估。「應該採取引才績效定期評估,並實行當事人終身負責制,這樣將會抑制官員『搶帽子』『數帽子』的衝動。」

趙躍宇認爲,「搶帽子」的背後是薪酬分配製度。當前高校、研究院所的績效薪酬制度與人才市場的實際情況嚴重脫節,「參公管理」的薪酬政策使高校、院所難以形成體現本行業特徵和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薪酬制度,『帽子』演變爲位子、票子的砝碼。「今後應逐步壓縮甚至取消各級各類人才計劃稱號和政府獎勵方式,讓『帽子』與薪酬脫鉤;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與自己職業特徵相適應的薪酬體系和合理的績效獎勵制度,保障學者、科研人員有體面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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