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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警惕以防疫為名的濫權 – BBC News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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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國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鎖城市、關閉邊境和隔離。高科技行踪監控技術也因疫情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個人隱私大打折扣。

封城、鎖國、宵禁、隔離,此時此刻正在世界各國上演,這場疫情似乎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焦慮的民眾對過去遭到唾棄的侵權行徑多了幾分容忍, 甚至樂見其成。

台灣法律科普網站《法律白話文》編輯劉珞亦向BBC中文解釋說,無論處在威權還是民主體制下,因對大型災難的恐懼,人們就會希望政府擴張權力給民眾更多保護。 “因此,社會普遍贊同在非常時期就應該採取非常手段。”

但針對疫情中通過科技追踪掌握民眾行踪的做法,人權組織Top10VPN負責人塞繆爾·伍德漢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說, “儘管有些看來完全合法,對於公民隱私和言論自由已造成威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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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76天大事記

“硬核”抗疫手段備受稱讚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謂硬核措施遭到廣泛抨擊,但隨著其境內疫情逐漸受到控制,“中國式”防疫模式為多國頻頻效仿。

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台灣,為防止病毒傳播入境,當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師生出境,引發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質疑。

台灣警方通過手機監控居家檢疫者,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譴責,但卻因遏制檢疫者違規有效,加上台灣防疫有佳,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同樣,新加坡及韓國採用的“侵入式”的監控體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傳播而受稱讚。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許多國家通過手機監控國民,以防止疫情擴散,並引用Top10VPN的調查稱,包括台灣、韓國、伊朗、美國、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蒐集人民手機數據並更廣泛地研究人們的行動,甚至有國家提供個人移動信息。

日本4月8日宣布緊急狀態,將賦予地方政府強制徵用物資及土地。 3月中,日本國會針對“緊急狀態”修法,允許採取更強硬的防疫措施,被媒體解讀是首相安倍晉三為未來修憲擴權鋪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鎮壓異見人士,泰國3月底進入緊急狀態,賦予政府採取強制性措施,包括打擊網絡社群謠言,必要時甚至可關閉媒體。

被《紐約時報》稱為“民主制度搖搖欲墜”的匈牙利,日前通過緊急法案賦予總理極大權力,政府可以繞過國會頒布法令,對任何反對聲音也能進行打壓。另外,該報導也稱,美國司法部要求國會賦予其更多權力,包括取消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保護,及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禁民眾。

北非國家摩洛哥逮捕違規者的行動受網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據當地媒體報導,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4月2日下令,違反封城措施、置軍警生命於險境的人,就直接槍殺。當地媒體報導,4天后,當地一名63歲的男子,在檢查哨站音後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時,企圖襲擊警察,遭到射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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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疫情嚴重,總統杜特爾特下令警察及軍隊可槍殺違反隔離措施的人。

防疫也要防濫權

政府擴張權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為人們普遍能接受的“社會規範”。

不過,法律界及人權組織擔憂,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國家,這種普遍的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獨裁和威權政府,則可能以防疫為藉口加緊為自己賦權,疫情過後仍不放棄,而使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施的措施,成為“新常態”。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事務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舉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國總理巴育已經明確表明要迫使人們服從他們。羅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擔憂:“疫情結束後,他們可能不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洪森自1985年開始統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長期被外界視為獨裁、威權領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擴散柬埔寨可能進入緊急狀態。 3月26日泰國軍方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局有權實施宵禁、禁止國內旅遊及關閉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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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出現大量有關疫情的短片。有人因未有佩戴口罩被捕,有人因為發布有關疫情的訊息而被相關部門上門訓示,亦有警察將懷疑染病的人鎖在家中。

人權觀察3月24日曾經批評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監禁反對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對疫情和政府相應行動表示關切的民眾。對此政府發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證實部分逮捕行動,但駁斥相關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採取類似行動對抗有關疫情假消息的散播。

泰國《曼谷郵報》撰文擔憂緊急命令會削弱言論自由。其專欄作者蘇拉薩(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緊急命令原該是阻止疫情擴散的強力手段,但該命令常被執政當局濫用,以控制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劉珞亦指出,一般情況下,民主國家必須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據,但因傳染病千變萬變,在既有法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通常會訂立《特別條例》或宣布“緊急命令”或“緊急狀態”。他說,不論獨裁政權,民主社會政府都不能為所欲為。 “政府擴張權力是在既有的民主體制下,通過相關法案如緊急命令等換取人民安全,但不能無限上綱,必須因應新的狀況有所調整,”他說。

劉珞亦解釋道,很多人在這災難發生時希望政府強硬,“不過,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並不屬於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這一點,國家控制疫情的責任在每個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僅冀望政府擴權,是在逃避責任。”

羅伯森對BBC中文說:“亞洲政府急於擴張權力時,並未認識到,取得人民合作意願,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

以台灣為例,劉珞亦闡述了監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灣政府的確因為疫情而依法擴權,但不太可能走向獨裁,這是因為行政單位頒布措施會有立法院的監督,媒體、人民都會檢視,最終甚至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 “民間力量很強大,台灣政府也會看風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說。

台灣人權促進會在評論網站《思想坦克》發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應兼顧法律與人權。該評論寫道:“既是長期抗戰,反複檢討現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並努力釐清、健全法治,減低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觸法及人權侵害風險,方是民主國家防疫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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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

防疫與言論自由

相對於民主社會的防疫措施,中國的所作所為更趨強硬、有效,受到多國追捧,但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羅伯森指出,中共獨裁體制在疫情發生時掩蓋事實,反應緩慢。 “如今,在疫情資訊透明度仍存有疑問的同時,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責任及逃避國際批評的策略。”

《南華早報》曾報導,中國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隨後每天都有新增病例。 BBC駐上海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指出,中國去年12月爆發疫情,初期隱瞞疫情的存在、規模和嚴重性。數週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當地醫師稱當局要求他們不要通報新增病例。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東亞辦事處的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借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論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沒有人知道真實情況為何。他說:“駐中國記者取得資訊日趨困難,中國政府發布的訊息是隨他們喜好,根本沒人能確定有關疫情的數字是正確的。”

艾瑋昂對BBC中文說:“政府控製網路言論,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也難知道實況,無法彼此交流預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曾公佈調查指出,微信封鎖一些有關新冠疫情的關鍵詞及對習近平的批評字眼。雖然中國審查網路言論已經行之有年,但這份報告稱,中國官員承認疫情嚴重的前幾週,中國就已經對疫情言論進行審查。

今年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直播採訪時,首次對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問題公開回應。他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

“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說。

周先旺的這段話,是外界指責武漢當局疫情爆發初期存在瞞報行為後,首度有政府官員承認問題存在。但顯而易見的是,他認為武漢政府不該,或至少不應獨立承擔該責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人物》雜誌,發布3月刊文章《發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回顧她從疫情之初,一路的經歷與感受,但文章發出後不久便遭刪除。中共高強度的輿論管制之下,這次刪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國網民像接龍一樣,用各種版本讓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與背後強大的審查較力。

艾瑋昂強調,專制政府為了防止人民恐慌,維持社會穩定而會隱匿真實資訊,但這將適得其反。並指出,與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實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為政府贏得人民信賴,台灣人相信政府公佈的資訊,才願意遵守政府頒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國官方公佈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呈下降趨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對中國採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讚賞,其中包括誇獎中國採取了 “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國國內對這些讚揚自豪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孫春蘭在武漢督導抗疫時,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議當局的一些惡劣行為包括通過社區組織向居民兜售高價蔬菜。隨後官方媒體稱,孫春蘭立即要求省市領導立即調查。

劉珞亦說:“中國很看似有效率,但數據、政策和監督機制都看不到,威權到底有沒有效,我打上大問號。” 台灣政治評論員金恆煒在媒體發表文章表示,抗疫時,民主國家的社會韌帶在”信任“,極權國家只講強權。羅伯森也持同樣看法,防疫獲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強權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較願意合作;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提供正確的信息,而且要公開透明,但他說:“上述幾項,中國都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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