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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年日記》:18世紀作家笛福的英國“疫情日記”給我們的啟示 – BBC News 中文


《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還通過資料研究、記憶和民間軼聞寫下了一部關於1665年倫敦大瘟疫的歷史記錄。圖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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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還通過資料研究、記憶和民間軼聞寫下了一部關於1665年倫敦大瘟疫的歷史記錄。

300多年前,倫敦正陷於那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當中。關於那段歷史的記述,今天最多人讀過的是《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所寫的《大疫年日記》(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該書是“紀實小說”(faction)體裁的早期範本——在事後撰寫,但是建基於嚴謹的資料研究。而當中關於自我隔離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描寫,令當下的我們感覺尤為熟悉。

當那場“大瘟疫”在1665年爆發的時候,笛福還只是一個小孩。那本在他成年之後撰寫的書是將資料研究、個人回憶、想像以及可能由一個當時一直生活在倫敦的叔叔所講的故事集於一體的混合著作。不過,它已經成為那段歷史的一份經典記錄,當中寫下的場面和觀察,會令2020年的讀者產生真切的共鳴。

今天的評論人士曾指出過,如果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發生在社交媒體革命之前,我們對此的經驗會有多不一樣。在1722年,笛福就提醒過他的讀者,在他的童年時代,報紙幾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以一個作家的技藝給讀者帶去了一幅細緻的圖景,展現了一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在沒有醫療服務支援的社區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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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倫敦大瘟疫的一幅插畫,畫中有人染病的民居,門上都有十字的記號。

在那本小說的開頭部分,笛福寫道:“倫敦的面貌如今確實發生了奇特的變化……街道上能真切地聽得見哀鳴的聲音。”

當時的笛福不會知道什麼兩米安全距離之類的規則,但是他的故事敘述著當時所經歷的日常操作,感覺實在是太熟悉。

美國奧本大學的保拉·貝克施艾德博士(Dr Paula Backscheider)是一名笛福研究專家。她說,他的著作所承載的資料研究令人如此印象深刻,在三個世紀之後仍令人感覺細緻入微。

“那像是1970年代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等人的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所帶給我們的東西。當中有非比尋常的深度資料研究和採訪得來的豐富軼聞,以及歷史經常會忽略的人性故事。”

她指出,笛福和那些警告世界沒有為對抗新冠病毒這樣的事情做好準備的人,有著某種一致。

“他的書誕生在1722年,而就在那之前,馬賽剛剛出現過一場可怕的瘟疫,至少有40000人死亡。他當時是在用1660年代的歷史教訓來警示他所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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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英國德比郡伊姆村里的一所房子,在發現有瘟疫感染者之後,將自己隔離了起來。

該書以一個基本的問題開頭,而那正是今年早些時候經常有人問到的——這場災難的源頭到底在哪裡?

“……有些人說,它是從意大利傳來的……另一些人說它是從甘地亞(Candia)傳來;還有人說是來自塞浦路斯。它從何而來並不重要……”笛福這樣寫道。

在笛福的記錄當中,當時每一家有瘟疫感染者的房子都被封鎖起來,門上塗上一個紅色的十字。理論上,這些人家是不允許出門的,但是笛福記述了一些人們通過各種詭計、暴力或者賄賂手段成功逃出家門的事例。

然後,事情很快就延伸到那些健康無感染者的自我隔離問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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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我經常走出街頭之後,他(一個朋友)就很殷切地要說服我,把自己和家人關在家裡,不要讓任何一個人走出家門,”笛福寫道,“但是由於我沒有囤積糧食,我們完全不出門是不可能的……”

笛福還預見到了我們今天也在擔心的問題,就是無症狀攜帶者。

“一個人,可能真的已經受到感染,而不自知,卻又出國,作為一個健康無事的人去往各處,可能將瘟疫傳給一千個人,然後無論是將感染傳出去的人還是被感染的人,都毫不知情,”他說。

而且,他還描寫了商舖店主如何設計出一種17世紀版本的無接觸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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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笛福在書中顯示出他那個時代罕見的社會良心。

“屠夫不會去碰那些錢,而是讓錢被放進一砵醋裡,那是他專門為這個目的而設的。買家也總是帶著能湊出各種金額的小幣值零錢,因此而不用找零。他們手裡還拿著用來裝香料和香水的瓶子。”

貝克施艾德博士說,對於那場腺鼠疫給倫敦帶來的噩夢般的影響,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可笛福的描述。

“我認為他像一個記者遠多於像一個小說家,而且他從不誇大。他不是為了製造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現實本身就已經足夠可怕。社會學家和傳染病學家也都會引用他作為信息源。”

而且,她認為,那本書之所以在當前的危機下對我們有啟迪意義,其中一個原因是笛福對待科學有嚴肅的態度。

“一個來自文藝復興時代的作者會說,當時發生的一切是神的事務。可是這個故事中的敘述者——書中僅以’HF’來指代——對於以科學方式來觀察和記錄有著一種執著。”

“在故事當中,他知道自己應該離開倫敦,但是,就像笛福一樣,這裡面有一種智性上的連結,以及要知道是什麼造成了瘟疫的求知欲。”

“那些敘寫有現代感,而且甚至在今年的一切發生之前,那本書就已經有話要對我們說。”

對於HF,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他是一個家境富裕的中產階層馬俱商。笛福顯示出一種在他的時代裡罕見的社會良心,指出勞工階層是最有可能受害的。

“必須承認,雖然瘟疫主要是存在於窮人中間,但窮人也是最不顧一切和無所畏懼的,他們以某種野蠻的膽量繼續著他們的受僱工作……他們極少採取任何防護措施,而是踴躍奔向任何他們能夠得到僱傭的行業……”

到1665年末,死亡人數在飄忽不定中漸漸減少,最後趨近於零。

笛福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作者,在故事的最後,他也沒有給出任何簡單的結論——人們開始慢慢了解瘟疫,是在幾十年之後的事。

不過,他已經為大英帝國的最後一場大型腺鼠疫寫下了一份傑出的歷史記錄,並且在三個世紀之後的今天,仍然教育著閱讀它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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