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廖新波:幹過十年病理,呼籲提升病理醫生勞務價值


他在自媒體平臺的自我標籤不忘“病理”,那是用心付出的十年。

原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最顯著的標籤是“部落格廳長”。他退休後除了堅持自媒體寫作,更成為一位熱衷健身的短視訊達人。或許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曾做過十年病理醫生。1981-1991年,他在廣東省人民醫院潛心鑽研病理診斷和技術研發,並且憑藉新技術支撐的準確診斷,為醫院創下一份病理報告近百元的收費記錄,遠遠超出當時普通報告4元/份的水平。

廖新波的微信視訊簡介是“一位來自病理專業的退休公務員”,並在新浪微博的個人簡介中,自言“善用人體生理與病理探討人生和社會問題”。在2021年第四屆中國醫師節前夕,他接受“醫學界”的專訪,回憶起那段用心付出的往昔歲月,並寄語廣大病理同仁不忘初心,為醫院提升專業水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值此“醫學界病理頻道”微信公眾號上線之際,我們重新編髮這篇訪談,與大家共勉。

醫學界:您當年為什麼會選擇從事病理?

廖新波:我1977年考入廣州醫學院(現廣州醫科大學)醫療系學習,屬於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科班醫學生。我們畢業時非常搶手,其中學習好的、家在廣州市的、或是有點關係的同學都留在廣州進了省屬、市屬大醫院和熱門專業。我是最後一批被分配到省人民醫院的,當時病理科很缺人,我就被調配過去了。

我在讀大學前常在家裡做木工,刀、鑿、鋸子等工具用得很順手,自認為我的最佳選擇是外科。不過病理科常常要做解剖、取材等,坊間別稱“死人外科”;而且我讀書時病理成績很好,說明我在這方面有一定天分。況且那時候也別無選擇,如果自己去找其它醫院,是沒有用人指標的。

那時候廣東省最好的醫院是中山一院和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不過廣東省人民醫院的病理科很強,和中山一院病理科的水平相當,科主任是全國知名病理學家區德堯。他認為我基本功很紮實,對我重點培養,還把我列為儲備幹部梯隊——有名師,有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我就這樣成了一名病理人,一干就是10年。

總之,時代不同,人的理想和服從度也都不一樣,當年的我雖然談不上“二話不說”選擇了病理,但也的確沒有考慮很多。

醫學界:您從事病理工作時,一定有不少難忘的往事?

廖新波: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值“科學的春天”,我們這一批畢業生普遍有一種“科學報國”的情懷。病理診斷以形態結構的變化為依據,看到什麼就說什麼,其唯物主義精神和這種理念很契合,那十年我沒有虛度,是用心完成的。

在區主任的支援下,科室創新的空間很大,我們那時候就開展了免疫病理學,還租用了生物所的電子顯微鏡來研究微結構。病理學科有不少經典可以學習,但更多未知需要我們去探索,尤其是一些方法、工具、乃至病理裝置的研發,因此那時候我就學到了創新的思維。雖然病理技術不是由我們來做,但是我們的創新工作也有所涉及,包括快速切片、快速染色、甚至整個技術流程,還有標本盒的研發,仿造國外企業的包埋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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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本取材方面,區主任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我們也非常認真。例如:一個乳房切除標本,如何取材都嚴格規定,每個象限淋巴結要取到多少數量也有規定。在診斷技術應用和改良方面,我們率先應用先進的免疫熒光技術、免疫組化染色技術,不僅提高了診斷水平,還為醫院增收不少——那時出具一份普通的病理診斷報告收費4元,我們藉助免疫標記物進行診斷,每種抗體收費30元,一般用三種,體現了新技術的應用價值。

創新需要工匠精神,這在病理學科表現得淋漓盡致,因為你如果沒有踏踏實實地鑽研過,看到了病變也認識不了它,讀書是病理專家必備的一門功夫。導師鼓勵我們讀原版書,還特別叮囑我:新波,你一定要學會看英文原版書。我的英文基礎不算很好,就一邊參加英語班的學習,一邊追蹤國際前沿的學術資訊,Lancet、Nature等期刊也是我經常翻看的。我是圖書館的常客,也贏得了導師的喜愛和精心指導。

醫學界:您後來為什麼離開了病理這個行當?從事病理那十年帶給您的影響是什麼?

廖新波:病理診斷涉及到幾乎所有的臨床亞專科,做病理醫生需要不斷地學習,我在1991-1993去美國進修,攻讀碩士學位。學業完成去留未決之際,候任院長林曙光力邀我回來當他的助理。他學藥理出身,曾經與我非常交好,面對他誠懇的邀請,我就毅然決然地回來了。

其實較之於專業技術工作,我不是很喜歡行政工作,不太想當院長助理。醫院就讓我去辦公室,給了我3個月的適應期。沒有想到的是,我奉行的“信為貴、和為貴”的信條、還有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認可,幾個月後我就被任命為院長助理。我心想,不行的話我就回病理科幹老本行。後來省衛生廳到醫院來選拔人才,大家認為我愛學習、善管理,就推選了我。就這樣,我離開了病理行業。

病理醫生被稱為“醫生的醫生”,為病尋理就是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搞病理那十年就養成了我刨根問底的學術追求,錘鍊了我專心致志的鑽研精神,病理科看問題很中肯,鍛鍊了我不偏不倚的思維方式。在後來的工作中,我也會用病理學者的思維來指導我對事物的認識。舉例來說,團隊文化、學科建設等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和一個組織的“基因”有很大關係。又比如說,醫院的快速擴張被人比喻為“腫瘤式的擴張”,有點像細胞的快速增殖、甚至是野蠻增殖。客觀地說,快速增殖有惡性的也有良性的,如果過度了就有可能帶來危險,這個也是由“基因”決定的。怎麼去控制?就是要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來對待,做病理醫生為的是精準診斷,制訂政策為的是公共利益。

醫學界:2005年《中華病理學雜誌》創刊50週年之際,時任中華醫學會會長鍾南山院士曾題詞:“臨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國家醫療質量的重要標誌”。然而,2009年春出臺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案中隻字未提病理。直到2020年3月初,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奮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加強病理學等基礎醫學研究,更好指導臨床實踐“。您怎麼看待在這方面的歷史欠賬?

廖新波:醫改方案沒有提及病理,可以有兩方面理解:一個可能是病理被認為不那麼重要,預設它是包括在檢驗的範疇裡面的;另外這畢竟是一份巨集觀的綜合性的檔案,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談得太細化,就按照臨床、非臨床、護理,行政等幾個大的系統做了部署,我記得藥劑科和藥師等也沒有提到。時至今日,我們無須再對此作過度解讀,而是要考慮怎麼能儘快讓病理診斷水平得到提高。

病理是連線臨床與非臨床的橋樑,它很難為醫院創造直接可見的價值,但是對於提高醫院的專業水平不可或缺,如果一家醫院的病理不強,就不可能成為高水平的醫院。現在基層醫療服務能力有所提升,其中也有病理的作用。否則,即使請來了大專家,如果沒有術中快速冰凍診斷,有的手術還敢做嗎?做了能徹底嗎?現在內科有時也要取淋巴結,或者取血液樣本來檢查,病理不搞上去是絕對不行的。

醫改採用醫聯體的模式也繞不開這個問題,醫聯體成功的要訣就是要像麥當勞連鎖店那樣,每一個組成機構都得到同質化的發展,基層沒有病理醫生,可以派人下去,或者採用遠端病理的形式,讓優質病理診斷支撐醫療水平的提升。

醫學界:目前病理的發展相對滯後,人手也不夠——國內病理醫生的缺口在10萬左右。您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廖新波:應該提升病理醫生的勞動價值。我做病理醫生時,我們科出一份報告收費4元人民幣,而且不管是我還是我的老師來閱片,都是一個價。後來我出國學習時瞭解到,美國病理醫生簽發一例報告收費在300-400美元。如果病理醫生的付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同樣有可能引發過度醫療,加做不必要的專案等等——比如免疫組化的專案就非常繁多。如果給到他們中高等的收入,就能夠穩住隊伍,穩住醫療質量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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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科留不住人還有個客觀原因是環境不友好,福爾馬林等味道很重。我當年在副院長任上,就曾倡導病理科建設“無味科室”,改善通風條件,優化科室工作環境。

在人才培養方面,現在的條件好了很多。以前病理人不受待見,想學習往往沒有那個氛圍,資料也很匱乏;現在網際網路上有海量資源,線上教育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追求就一定能獲得提升。

醫學界:您如何看待病理學在醫療大健康產業的發展前景?今年的中國醫師節就要來臨,請您給廣大醫療同仁、尤其是我們的病理醫生說幾句寄語吧?

廖新波:醫療大健康產業是一個前景廣闊的中長線產業,病理的應用場景越來越豐富。特別是有了技術進步的加持,智慧病理也出現了,解決了讀片的問題,以前我們讀片要求看10個視野,現在有了數字掃描技術,取材取到多少就能看到多少,基本避免了漏診的問題。再加上大資料的演算法,可以快速統計什麼是炎症細胞,什麼是變異細胞,什麼是癌細胞,癌細胞又到了幾級,核分裂像是多少,有經驗的醫生就可以比較快地作出比較準確的診斷。可以說,智慧病理將使得病理科有更大的發展,送檢率更高,診斷更加精準。就我個人而言,如果能夠再次選擇的話,我還是會選擇並且喜歡病理。

專家簡介

廖新波

醫界、政界資深網紅,暱稱醫生哥、波子哥。1977年參加高考,1982年進入廣東省人民醫院病理科工作,獲副主任醫師職稱。後轉而從事醫院管理工作11年,歷任辦公室主任和分管行政、資訊的副院長。2004年起任廣東省衛健委副廳長、巡視員,2016年退休。廖新波一直活躍在醫改、醫院管理和網際網路醫療領域,不斷呼籲和推動醫生價值的實現。

來源:廖新波

作者:Joyce

責編:田棟樑

校對:臧恆佳

製版:舒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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