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必有鄰:儒學在俄羅斯的傳播


德必有鄰:儒學在俄羅斯的傳播

2021-01-16 學術匯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儒學在俄羅斯的傳播,不斷證實了這句話的正確性和預見力。從儒學文獻首次出現在俄羅斯到現在,已經過了226年。200多年來,儒學的基本典籍都陸續有了俄譯本,有的還有多個譯本。儒學思想也在不同時期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產生過影響。

儒學經典俄譯回顧

  以儒學十三經爲標準來看,除了《儀禮》、《禮記》、《孝經》和《爾雅》目前尚無全譯本外,十三經的經文都陸續有了俄譯本。

  儒學經典的第一個俄文譯本出現在1780年。筆者2007年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原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查找資料時,找到了1780年大漢學家阿列克謝·列昂節耶夫翻譯的《四書》,其標題是《四書經,中國哲學家孔子第一書》。這是列昂節耶夫從漢文和滿文翻譯的,大32開,馬糞毛邊紙,扉頁右下鈐「1818年亞洲博物館」印。前面是康熙皇帝於康熙六年(1667)撰的序。列昂節耶夫沒有翻譯「四書」中的《論語》和《孟子》,《中庸》也止於第二十章的「果能此道矣,雖暗必明,雖弱必強」,但從這位漢學家在《大學》和《中庸》的注釋中對孔子的推崇來看,孔子以大學和中庸之道教導君主和人民,是位充滿睿智的哲人。

  1876年,М.Н.莫納斯蒂列夫翻譯的《春秋》經文俄譯本在聖彼得堡出版,該書翻譯了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春秋》經文,譯者作了注釋。其譯文取《左傳》經文。其注釋既註明人物、地名和重要的名物,這對並不熟知俄羅斯的讀者是十分必要的;又參酌《公羊》、《穀梁》兩傳,對經文中的一些微妙表達加以說明。俄羅斯讀者將譯文與注釋對照讀,就能對這部儒家經典的「春秋大意」略有領悟。如莊公元年經文有「夫人孫於齊」之語,莫納斯蒂列夫把經文譯得很準確,同時他在注釋中引用《公羊》、《穀梁》兩傳「孫遁而去」的意思,指出這是「她逃亡了」的委婉說法。

  1884年,瓦西里耶夫翻譯註釋的《論語》在聖彼得堡印行。這個譯本的版面比較像中國文中夾注的經典版面:先是《論語》一句話的俄文譯文,接著就是注釋的文字。因爲瓦西里耶夫的這個譯本是供學漢語的學生用的,這樣的翻譯註釋方法,對教學而言是比較方便的。他將「習」注釋爲「鳥數飛」,將「朋」注釋爲「同類」,大概可看出其受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影響。不過,他把「夫子」解釋爲「丈夫的兒子」的確是一種誤解。

  由柏百福翻譯的《論語》俄譯本於1910年在北京出版。這是俄羅斯第一個《論語》全譯本,也包含譯者的注釋。用今天的翻譯理論來看,他的譯文更多地體現了歸化的翻譯策略,比如,不是像後來俄蘇漢學家那樣,把「子」譯爲「老師」,而是譯爲「哲學家」;不是把「仁」譯爲「仁慈」,而是譯爲「愛」。在書後還附有譯者編寫的《孔子傳》。

  到了蘇聯時代,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本人翻譯了《論語》的「子曰」、「爲政」和「八佾」三章,他的弟子對儒學經典的譯介也作出了很大貢獻。1937年6月,其弟子之一的休茨基通過了博士論文《中國經典〈易經〉研究、譯文和附錄》答辯。在這篇學位論文中收錄了休茨基翻譯的《易經》的卦名、卦辭、爻辭,還附錄了以王弼、伊藤東涯的注釋來解讀《易經》各卦的文字。可惜就在這一年,休茨基瘐死集中營里。1960年,他的這篇學位論文連同《易經》的卦名、卦辭、爻辭的譯文在莫斯科出版。休茨基的譯文準確、嚴謹,頗有韻味。如「中孚」的九二爻辭「鳴鶴在野,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休茨基的翻譯完全做到了以一個俄文詞(實詞)來對應一個漢字,而且詞序一致,較好地傳達出了《易經》四字句的韻致。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另一位弟子什圖金則出版了《詩經》全譯本。

  從20世紀80年代到當下,在蘇聯後期和新的俄羅斯,對儒學的翻譯進入了一個高潮。除了上面已經提及的譯本外,據不完全統計,現有《易經》一個譯本、《尚書》一個譯本,《周禮》一個譯本,《論語》八個譯本,《孟子》一個譯本。

走出惶惑的精神資源

  儒學思想和儒學代表人物對俄羅斯知識界產生了或隱或顯的影響。

  1791年,俄羅斯詩人傑爾查文在其《致英雄》的開篇就讚美了孔子:「嚴厲的孔子的繆斯啊,/你既嚴苛,又公正,/無論何時,無論對何人都拒絕獻媚。/這繆斯的呼吸啊,/吹動溫柔、清脆的笛簫/以深刻的教益感動人心。」1802年,拉季舍夫又在《歷史之歌》中稱頌了孔子:「孔子啊,絕妙的夫子/你的話語清澈透明,/穿過暴風,跨越詛咒/飛越故國的廢墟/在反光中閃耀著,/穿越千百年/在霧氣氤氳的高空/翱翔又盤旋。」這是俄羅斯最早的敬佩孔子之聲。

  對儒學思想產生更強烈共鳴的則是俄羅斯作家、思想家列夫·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恰恰是在深刻的精神危機之中開始了對儒學和老子學說的熱愛。應該說中國先秦的文化經典也成了幫助他走出惶惑的精神資源之一。1880年,托爾斯泰不僅在日記和書信中數度提及對中國先秦智者著作的熱切閱讀,是年他還寫成了以「中國智慧」爲總標題的三篇文章《孔子諸書》、《大學》和《中國智者老子所寫的道與真理之書》。在《孔子諸書》中,托爾斯泰轉述了朱熹爲《大學章句》寫的序言。對托爾斯泰而言,孔子是道德完善的楷模。1900年,托爾斯泰在日記里翻譯了《大學》、《中庸》的許多章,其中也有關於修齊治平的文字,這同他本人追求道德完善的實踐是頗相契合的。

  托爾斯泰採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對立的觀點,認爲西方文化過於強調物質,而東方文化注重精神,這是人類未來的希望之所在。在目睹西方文化物質主義泛濫的時候,托爾斯泰強調東方的獨特價值,因此他寄希望於注重精神的老子、孔子的「道」。在托爾斯泰看來,這「道」成了抵禦這種泛濫的精神力量。他在《致中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想中國、印度、土耳其、波斯、俄國,可能的話,還有日本(如果它還沒有完全落入歐洲文明的腐化網羅之中)等東方民族的使命是給各民族指明那條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如您書中所寫的,只有道,即道路,也就是符合人類生活永恆規律的活動。」 以此觀之,在孔子、老子的思想資源中,他找到了對自己的精神追求方向的印證和認可,也看到了人類救贖的希望。

  在蘇聯時期,由於政治認知高於學術理解,儒家學說總體是被貶低的。在蘇聯科學院版的《世界史》第二卷(1956)中,作者對儒家作了簡單化的描述:「儒生們是貴族階層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捍衛宗法制殘餘和井田制。他們爲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辯護,但對使非貴族階級的人富裕和提高他們的地位持否定態度。按照孔子的觀點,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安分守己。」

  20世紀70—80年代出現了明顯轉折,儒學經典和代表人物在蘇聯越來越受關注。1972—1973年蘇聯科學院相關研究所出版了楊興順(Ян хиншун)主編的《中國古代哲學》兩卷本,其中,第一卷收錄了《詩經》、《尚書》、《論語》和《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譯文和注釋。其序言由布羅夫和季塔連科執筆,他們把公元前4—前3世紀稱爲中國哲學的黃金時代,指出「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和孟子……等偉大的思想家攜著自己的觀念和思想走進了這個時代」。1982年在莫斯科出版了Л.傑柳欣主編的論文集《儒學在中國》,涉及儒學的基本範疇、《論語》語言、朱熹與官方意識形態、科舉制度,五四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等等,這就開啓了蘇聯/俄羅斯對儒學的全面研究。

  馬良文(В.Малявин)的《孔子傳》(列入「名人叢書」)於1992年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印數甚大,到2010年已出了4版。這個時期,出現了被稱爲「莫斯科孔夫子」的稽遼拉(Л. С. Переломов),他的《孔子研究》(1998)影響廣泛。《論語》譯者、儒學研究家馬爾蒂諾夫認爲,儒學思想可以幫助人類走出困境。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季塔連科院士主編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的《哲學卷》(2006)和《歷史思想、政治、法律文化卷》(2009)中,作者羣體對儒學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價值作了深入探析。

▍重視儒學的現實動力

  儒家學說在俄羅斯逐漸受到知識界關注,有多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爲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出現了原有的主流意識形態退席的狀況。當整個社會的主體信仰缺位的時候,知識分子必然會產生重建價值觀念的社會使命意識。這就需要激活各種精神資源。在此過程中,除了俄羅斯傳統文化的資源得以激活——東正教的復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各種社會思潮也紛紛湧現,如自由主義、歐亞主義,等等。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令部分俄羅斯人產生了某種親近感。

  在90年代前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蘇聯/俄羅斯學術界曾探討了東亞地區若干國家經濟騰飛的原因,他們認爲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是東亞若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力。1991年,Б.波斯佩洛夫在《作爲經濟發展事實的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綜合》一文中全面研究了這個問題。他還介紹了儒家文化處理人際關係和人與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仁、義、孝、忠、禮,認爲它們具有現代價值。他分別分析了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影響的狀況,指出「在西方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範的影響下,儒家觀點的體系發生了變革。在日本、韓國、中國,這種變革的形態不同,但是應該指出,恰恰是在東亞大多數國家,兩種社會文化互相影響的結果形成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最重要的因素,這種工業文明被稱爲『人性化的事實』,保障這些國家步入了經濟發達的前列」。這就爲俄羅斯知識界重視中國儒家思想注入了現實的動力。

  儒學在俄羅斯的傳播是一個有力的例證,說明人類不同的文化資源是可以相互交流、借鑑和溝通的。正如中國的讀者從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中吸取了精神營養一樣,儒學思想也對北方鄰國的讀書人產生了正面影響,這就形成了文化資源的潛在溝通。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亞丁

隨時隨地瀏覽新鮮學術資訊,請點擊下載「學術要聞」客戶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