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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與媒體“第四權”的激烈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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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記!曱甴(蟑螂)!你以為真的有'第四權'嗎?為什麼你不拍示威者?”“我為什麼不能在這裡採訪?你的委任證(辨識警察的證件)在哪兒呢?”這些是過去半年多時間里香港示威現場警察與記者之間經常發生的真實對白。

2019年12月底,一名香港防暴警察把記者的身份證,在直播鏡頭前揮來揮去,觸發警員侵犯私隱的憂慮,被稱為“直播記者身份證事件”;2020年1月1日元日遊行,警方在銅鑼灣圍捕大批人士,其間把封鎖範圍擴大附近多條街頭,媒體沒能拍攝到現場的警員執法畫面……這只是香港示威中警(察)記(者)對立場景的最新案例。

香港“反送中”抗議半年來,記者與警察的關係每況愈下。多名香港記者與媒體指控,在示威現場遭遇警員辱罵和暴力對待、被警方用強光照射至不能拍攝、被強行脫下防毒面具、或是有警員被指向記者聚集的方向發射投射物。多名記者曾在衝突中被警方發射物擊中而受傷,包括眼睛受傷的印尼記者。

另一方面,香港警方堅持否認曾暴力對待記者,並指記者常常逗留在示威者與警察中間,阻礙他們執行職務,亦擔心有人假冒記者,或是有激進示威者混在記者人群當中。警方會就報導文字內容向香港媒體發信尋求澄清,亦會發出聲明,反駁對所謂“警暴”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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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記者的關係愈來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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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和被捕的記者

香港攝影記者何先生對BBC中文表示,警察和記者的關係越來越差,記者受攻擊和被捕的風險越來越高。

多次在前線採訪的何先生表示,曾經多次目擊警方把槍口指向記者群,亦有刻意向記者群投擲催淚彈和施放胡椒噴霧,並用警棍和盾牌阻止記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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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警方如果用“現場混亂”為由誤傷記者並不合理,“現場全部記者都有明顯的服飾辨認,如果在衝突期間衝上前'中椒',記者好難怪他們。但更多的情況是,一群記者聚在一起,附近沒有任何一個示威者,但同樣會被警方攻擊,這才是問題所在。”

何先生說,沒有聽過記者在現場用不好聽的字眼稱呼警察,也沒有使用粗言穢語,一般是突然被查或被妨礙採訪時發生爭拗,大部分記者被查問時都願意出示記者證。但相對來說,警方經常不出示委任證,常常稱呼記者為“黑記”,無故不讓記者拍攝。

“'警暴'的說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透過很多媒體拍下的片段,突然對沒使用暴力、只是大叫表達不滿的平民直接噴胡椒水,有人因為大叫'反對警察',就有一大群防暴警察衝上前製服市民,警察就是擔心自己的違規行為被拍下來變成罪證,”他說,“他們的行為沒有認受性,所以越來越討厭傳媒。”

何先生指出,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不單是現場衝突,也包括警方資訊透明度越來越差,記者會上猶如“人肉錄音機”,不正面回應核心問題,試圖以公關伎倆帶過問題,“在前線看得越久,你越發覺他們的回應荒謬。”

被問到香港記者會否在衝突前線走得太前,何先生回應稱,一些學生和網媒記者在抗議初期較為進取,是有一定風險。但到後期,記者們已累積經驗,懂得掌握進退的時間,可警察對待記者的態度並沒有改善,“一樣喜歡罵記者,質疑任何質疑他們的聲音,有時候他們好像把黃色背心當成目標,而不是針對激進示威者。”

綜合香港記協聲明及過去媒體報導,截至目前這場香港示威中有20多名記者曾經被捕,幾十名記者受傷。一名印尼記者採訪時右眼受傷失明,至今仍然無法追究責任。

自去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動以來,示威者、人權組織和民主派政黨已多次指控“警暴”問題嚴重,但香港警方多次表態,稱警方只是使用適當武力,過程合法,沒有任何一名警員因示威活動執法問題被問責。

警察與記者的關係愈來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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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協主席楊健興對BBC中文表示,總共接獲52宗記者投訴個案,47宗記者受傷個案,但相信很多媒體沒有上報個案。

記協表示,大部分記者傷勢被指來自警方,大量片段亦顯示,記者即使站在行人路,身邊無示威者,都遭到警員呼喝、拉下防毒面具,被用警棍和盾牌撞,用胡椒水噴射,甚至有警員向記者群發射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

七個傳媒工會早在7月曾發起名為“停止警暴,捍衛新聞自由”的靜默遊行,有超過1500人參與。 11月,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抗議,令雙方關係更為緊張。香港政府及警方高層去年11月曾與多個新聞界團體會面,曾確認記者採訪天職和權力應予以肯定,不應受任何武力對待,但前線警察之後仍然多次攻擊記者和阻撓採訪。

楊健興說,半年以來警方對待記者的情況“一樣是這麼差”,沒有任何改善,而很多個案中,警方執行職務時沒有明顯辨識,令記者或一般市民也難以追究。

警察與記者的關係愈來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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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想捉“警察工作不好的地方”

大批身穿黃色背心的記者經常在示威現場穿梭,每當得悉衝突出現便趕到該處拍攝。有些規模較小的衝突中,現場的記者比涉事人更多。

警方發言人曾多次表示,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明白拍攝警方行動是傳媒的工作,如果記者受不合理對待,警方會作出跟進。

不過,前線警員對記者的看法可能不一樣。代表基層警察的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曾經表示,記者經常逗留在警方防線與示威者對峙區域之間,此舉嚴重阻礙警方工作,警方應付突發場面時,難以兼顧暴露在危險位置的記者。

協會主席林志偉曾經指控,媒體是想抓住警察工作中一些不好的地方,令他們的報導更吸引,想打擊警隊士氣。他認為這是令市民對警察誤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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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用各種形式表示抗議。 ©Getty Images
A police media relation officer (behind, C) stands behind six journalists (three not pictured), including Ronson Chan Ron-sing (L),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local media company Stand News, wearing protective press helme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collectively read Investigate Police Brutality Stop Police Lies in a press conference room at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Hong Kong on November 4, 2019,
警方記者會上表達抗議的記者 ©Getty Images

他指記者在香港不需登記,記者在香港處於一個“無監管”的狀態,有時無法認證傳媒身份,如果有人令警察在執法上困難,無論是什麼職業,也會用法律去處理。

香港曾有少數聲音要求成立法定機構負責簽發官方記者證,但香港政府表示,無意這樣做。而這種建議亦遭新聞界強烈反對,擔心一旦由官方發出記者證,會對小型媒體、學生媒體帶來影響,亦增加了政治審查記者資格的疑慮。

在“撐警”群體和建制派的輿論中,不少人認為記者太多,阻礙警方執法,或是質疑有人假扮記者。但楊健興說,警方口頭說記者妨礙警方行動,但從未提供具體個案,能夠講出有記者在確切時間或地點妨礙警方行動。而同樣地,亦沒有清楚個案顯示警方曾捉拿一個“假記者”。

“現在已拘捕近7000人,你說記者妨礙警方行動,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沒有記者妨礙,他們會拘捕更多人,從數字上理解不到他們重複這個論述的原因,如果有這些事情,希望他們說得清清楚楚,不要含糊事實,這是誤導公眾。”他說,“不可以說記者與他們理論、爭議採訪權,就指他們是阻差辦工,這不合理。”

示威現場拍什麼怎麼拍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表示,香港媒體在這次反修例風波擔當“見證的角色”,透過直播去把現場畫面帶到觀眾前,這和以往記者消化現場消息再作報導的方式不一樣,這種不經過濾把實況傳達給讀者的方式,令警方擔心。

他說,很多前線警察投訴記者較少拍攝示威者的行徑,但事實上,記者有記錄示威者的所作所為,媒體及網上也有很多示威者“私了”(指對政見不合人士動用私刑)和“裝修”(示威者將破壞設施及店鋪行為稱為“裝修”)的畫面,但同一時間,記者亦會拍下警方拘捕示威者的過程,讓公眾去評論警方執法過程使用過分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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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擔心對他們不利的事情曝光,會阻礙工作,令市民觀感不好,事實上過去半年,觀眾透過直播,都感受到警察執法問題,”杜耀明說,“他們現在是隻手遮天的時候,任何陽光的力量都令他們崩潰。”

去年8月31日,警方在香港太子地鐵站把記者趕離場,引發公眾疑慮,裡面發生的事情,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杜耀明說,太子站事件反映警方陷入兩難,在官方不被信任時,很多人不相信他們的解釋,警方還是需要記者等客觀的依據。

一些前線警員質疑,媒體所指的“第四權”並不存在。第四權(又被稱為第四階級)是指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種制衡力量,一般所指是媒體以及監督上述三權運作的力量。

他認為,一些警員對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存在扭曲,以為“第四權”是由警方賦予,但事實上這並不正確,除非記者明顯阻礙警方,例如記者上前制止警方衝前捉人,但大部分情況並非如此。

他承認難以確保現場所有自稱記者的人都是“真記者”,但多宗事件明確反映,許多香港記者在明確展示自己的記者證後,仍然在現場受到警方滋擾,例如被強行脫下防毒面具,被警員在鏡頭前出示身份證等等,這些不禮貌和粗暴對待,最令新聞界憤怒。

杜耀明指出,如果示威者假扮記者,警方是可以有相應行動,但理論上,新聞權利並非只是保障新聞機構,這是屬於人權、資訊權、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只是記者不應把自己視為示威者,角色上不應混淆,不應阻礙警方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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