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种族收养：一个非洲人收养美国白人男孩的故事 – BBC News 中文

“这孩子的母亲呢？”她问。

“我是他父亲，”彼得说。

该名女士后退了一步，站在彼得的车子前面。她向下看了看他的车牌，将手机拿了出来。

“你好，警察，麻烦你，”她冷静地对着电话另一端说，“嘿，这里一名黑人男子，我想他可能在绑架一个白人小孩。”

约翰尼突然间不动了，抬头看着彼得。彼得用手搂着他的养子。“没事的，”他对小男孩说。

在旅游网站“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上，烟尘滚滚的卡巴莱被形容为“大多数人会匆匆路过又尽快离开的那种地方”。在乌干达境内，靠近卢旺达和民主刚果的边境，这座城市是附近一系列著名国家公园之间的交通中转站。

对于彼得来说，家乡仍然承载着他的一些痛苦记忆。

他成长的环境很困苦。小时候，他一家八口就睡在一个两卧室小屋的硬地板上。

“当时没有太多可寄望的事。我们有饭吃的时候，就是土豆和汤，”他说，“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有豆子。”

暴力和酗酒是彼得生活中每天面对的日常。他会跑到就住在几米之外的阿姨家里，去逃离。

“一方面是有一个大家族在那里，而且我学会了，要养大一个孩子，要一整村一起才能做到，”他说，“但是当时确实一片混乱。”

10岁时，彼得决定，他宁可流浪也不要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拿着当时能拿到了所有零钱，跑到了当地一个巴士站。

“哪一辆车是走得最远的？”他问当时在巴士站等车的一位女士。她指向一辆巴士，虽然彼得看不懂指示牌，但是他上了车。它是开向400公里之外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经过差不多一整天的车程，彼得一下车，就走到街边的市场摊档前，一个个地问店主，他能不能在这里工作——做任何工作，来换吃的。

之后两年，彼得都流落街头。他和其他流浪的男孩成了朋友，大家一起分享挣来的钱和食物。彼得说，他学到了一种无价的生存技能：认识到他人善意。

其中一个好心人就是雅各·马西科（Jacques Masiko），他当时每周来市场买一次东西，而且会在离开之前给彼得买一顿热饭吃。

大概一年之后，马西科问彼得，他想不想受教育。彼得说想，于是马西科就安排他入读当地一家学校。

在六个月之后，看着彼得的课业一直很好，马西科的一家人终于请彼得来和他们一起住。

雅各·马西科对待彼得就像对待家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彼得则以在学校的好成绩作为回报，并最终得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20年之后，彼得已经40出头，并且很快乐地在美国定居下来。他在为一家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该机构将捐款者带到乌干达，帮助当地得不到充分照顾的社群。就是在一次这样的旅程当中，他认识了一个白人家庭，以及他们收养的女儿。

彼得意识到，美国有些小孩也和乌干达的小孩一样需要一个新家。他回到北卡罗莱纳州之后，就去了当地一个助养机构，表示自己想要给他们做义工。

“你有想要成为一名助养者吗？”那家寄养机构办公室里的女士在记下他的信息时这样问他。

“但我是单身，”彼得说。

“又怎样？”她回答说，“在这里有很多男孩要寻求一个男性的榜样，这些人想要在人生里有一个父亲的角色。”

当时在北卡罗莱纳，只有另外一名单身男子登记成为了一名寄养家长。

在填表时，彼得是假设自己会自动被安排助养非裔美国儿童。不过，震惊他的是，第一个被他收养的是一个五岁的白人男孩。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所有的小孩都是需要家的，肤色不应该是影响我的因素，”彼得说。

“我有两间多出来的卧室，而我应该给任何需要的人一个家。”

“就像马西科曾经给过我机会那样，我想要为另一个小孩这样做。”

在三年的时间里，彼得曾经接收过九个孩子在他家寄养几个月，用他的家作为这些孩子回到自己家之前的一个过渡。他们中有黑人，有西班牙裔也有白人。

“我没有预期的一点是，当一个小孩要走的时候，我会难过，”他语调柔软地说，“那是你没有办法准备好的。”

彼得会在一个小孩走后留出几个月的空当，让他在情绪上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小孩。

所以，当某一个周五的晚上，他接到寄养机构的电话说有一个叫安东尼（Anthony）的11岁小孩急需地方住时，彼得拒绝了。

“上一个小孩才刚离开三天，所以我说：‘不，我至少需要两个月’。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特殊情况，特别悲剧的情况，而他们需要给他在这个周末找到房子，直到他们想出解决办法为止。”

彼得不情愿地同意了，而安东尼，一个皮肤白皙的高个子运动型男孩，顶着一头褐色卷发，在凌晨3点被送到他家里。第二天早上，安东尼就和彼得坐在一起吃早餐。

“你可以叫我彼得，”他对男孩说。

安东尼的回答是“我可以叫你爸爸吗？”

彼得被震惊到了。两人互相才说了不到20分钟的话。虽然他还不知道安东尼的背景，但是彼得立刻就感觉到与他建立起了联系。俩人在周末里一起做饭和聊天。他们去了商场，彼得给他买了些衣服；他们互相问一些肤浅的问题，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喜欢看什么电影。“我们都在试着看能不能相处得来。”

周一，护理员来访的时候，彼得才了解了这个男孩的故事。

安东尼从两岁起就一起在寄养系统里了，四岁时曾经被一个家庭收养。

但是现在，七年之后，安东尼的养父母将他遗弃在了医院门外。被追踪到之后，他们告诉警察，他们无法再养他了。

“我无法相信，”彼得说，“他们没有说过再见，他们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他们就没有再回来。这简直是杀了我一样。人怎么做这种事？”

“安东尼的身世令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

“这个孩子就像我10岁在坎帕拉街头时一样，无处可去。于是我就转过去向社工说：‘你猜怎么着？我只是要一些文件好让他上学，然后我们就定了。’”

彼得看着安东尼，意识到这个男孩或许有种他所不具备的先见之明。

“记得他立刻就叫我‘爸爸’了，这孩子一早就知道我会做他爸爸。”

“我想我们俩都立刻就知道，他会长期跟我生活在一起了，”彼得说。

不到一年，彼得就正式收养了安东尼。

彼得和安东尼一起在新的生活里安顿下来。安东尼想要听父亲讲乌干达的生活，彼得说这是因为现在这也已经是安东尼的血脉了。安东尼会帮助彼得准备像“Katogo”这样的乌干达菜色，这是一种用土豆切片和豆子拌起来做的早餐。

在学校里，安东尼也兴高采烈地将彼得介绍给他的朋友。

“这是我爸爸，”他会这样说，然后高兴地看着同学们偶尔出现的迷惑神情。

但是，还是会有挑战。有某个假期，机场安保就截停了安东尼，问他的父母在哪里。

“这是我爸爸，”安东尼指着彼得说。然后安保对彼得做了背景调查，安东尼则对这种他认为是过份的种族主义越来越不爽，但彼得还是安抚了他。

“我是你爸爸，而且我爱你，”彼得对现在已13岁的安东尼说，“但是那些长得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不总是得到好的对待。你的责任不是对那些这样对待我们的人生气，你的责任是确保你自己会带着尊重来对待那些长得像我这样的人。”

今年春天，寄养机构致电彼得，看他是否能够暂时收留照顾一个叫约翰尼*的七岁男孩。他的家人在全球大流行疫情之下有经济困难。约翰尼和安东尼一样很适应这个家，并且看见这个哥哥那样称呼彼得，他也跟着叫“爸爸”。

约翰尼有一头直金发，皮肤白皙，体格瘦小，他和彼得一起出去的时候，甚至会得到更多人的异样目光。

因此彼得对于那名女士在他们走出餐厅时打电话报警的事并不惊讶。警察只花了几分钟就核实了彼得是约翰尼的监护人，但是这件事却令小孩瑟瑟发抖。这是彼得已经和他的大儿子谈过的问题。

在五月乔治·佛洛伊德死亡事件后，彼得与安东尼谈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在那次情绪激动的对话当中，彼得要安东尼确保，如果有警察截停他们的话，他要有手机在手上。

“作为一名黑人男子，我有10秒种向警察解释我是谁，然后事态就有可能升级，”彼得说。

“我总是对安东尼说：‘如果警察截停我，请你拿出手机立刻录影。’因为知道他会是我唯一的证人，你知道吗？然后我有10秒钟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认为他懂了。他知道，因为我们在美国，而我长得不一样，我就会被以不同方式对待。“

”这种紧张和可疑的状况，是白人养父母收养黑人小孩的时候不会遇到的。“

领养的程序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而全球的跨种族领养也没有可比较的数据——不过，国际领养事务的线上资源平台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Rainbow Kids）称，非高加索人种儿童通过跨国领养被收养时，有73%都是被高加索人种的家庭收养。

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的资深心理学研究学者尼古拉斯·齐尔（Nicholas Zill）表示，美国的白人家庭比起黑人家庭领养本种族以外儿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最近的一次数据是来自2016年，当中只有1%的黑人家庭领养白人儿童，而92%会领养黑人儿童。白人家庭则有5%会领养黑人小孩，11%会领养其他各种族的小孩，”他向BBC表示，“目前，黑人家庭收养白人儿童仍然是非常少的，比反过来要少得多，而这可能与美国领养体系内仍然存在的文化偏见有关。”

不过，去年一对英国夫妇桑迪普（Sandeep Mander）和丽娜·曼德尔（Reena Mander）因为不被允许领养一个非亚裔血统的小孩，法官裁定他们被歧视，使他们获得了12万英镑（约15.3万美元）的损失费作为赔偿。

这对夫妇说，他们被当地领养机构告知，去研究资料准备领养一个来自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小孩。他们以歧视控告温莎-梅登黑德自治市，案件得到了平等及人权委员会（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支持。

“英国的法律说得非常清楚，在安置小孩时种族不应该是一个决定因素，”英国麦卡利斯特家庭法律事务所（McAlister Family Law）的合伙人尼克·霍德森（Nick Hodson）说。他曾专攻与儿童有关的法律超过20年。

“2014年的《儿童与家庭法案》（The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删去了对地方议会在为儿童配对领养者时要考虑种族和文化背影的要求。这是因为，‘BAME’儿童历来都要比白人儿童等候长得多的时间。”

他还表示，虽然他不能评论个别案例，但是《儿童与家庭法案》的修订意味着种族不应该再成为领养程序当中的重大因素，现在要更多给予考虑的是孩子的个体需求。

但是他承认，像曼德尔夫妇这样的“BAME”家长仍然会遇到困难。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制度内的问题，但是这也不会减小‘BAME’家长试图领养不同种族小孩时的挑战，”霍德森说，“法律条文的说法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不一致。”

彼得·穆塔巴齐（Peter Mutabazi）说，虽然他为作为一个黑人领养者，在领养体系内并没有遇到困难，但是收养安东尼可能是因为他的年纪而稍为容易一些。尼古拉斯·齐尔则补充说，在五岁之后，将小孩安置在一个固定家庭里就会变得更困难一些。

彼得知道有些黑人家庭会被要求等候长得多的时间，因为没有同一种族的小孩可领养。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他说，“但是我想要被看见，来打破刻板印象。人们有种刻板印象是，黑人男子是缺席的父亲，是罪犯，这些都有影响。因此我才一直公开我养育小孩的事情，并且定期发布一些我和小孩们的照片在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上。”

由于他这样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他与非政府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的合作，他在Instagram上已经有近10万关注者。

彼得在旅游禁令放宽之后给小孩准备了一些计划。他想要带两个男孩去乌干达，让他们能够看看他们爸爸的家乡。他还想与约翰尼的家庭建立联系，让男孩将来回到原生家庭不会变成一个痛苦的过程。

而尽管在他的Instagram上会收到一些示爱的私信，但是他没有意愿开始一段恋情。

“我的两个男孩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男性榜样，”彼得说，“他们现在需要我完全将自己给他们，而只要他们有这个需要，我都会完全将心思放在他们身上。”

*为尊重他原生家庭的意愿，约翰尼的名字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