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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扶貧事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貧富差距的問題仍然嚴峻。
中國說，脫貧成就“舉世矚目”，“書寫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脫貧故事”。 但是，中國貧富差距的問題仍然嚴峻，國際學者研究對此表達不同觀點。
2020年是中國官方制定的脫貧目標年。 近期，海外媒體盛傳曾受到中國官方推崇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新書中因為批評中國的貧富差距嚴重，而導致其中譯版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
皮凱蒂2014年首次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創下銷量紀錄並引發了全球熱議，該書用詳細的數據對歐美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入的批判，被譽為“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
《21世紀資本論》不僅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還獲得了中國領導人的好評。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一次學習會議上援引皮凱蒂2014年首次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說：“他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製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製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值得我們深思。”
2020年，托馬斯·皮凱蒂出版了《資本與意識形態》，書中加入了對中國、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貧富差異的看法與分析，就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遏制財富過度集中提出了建議。
在對話中國媒體時，皮凱蒂表示，美國失去了世界經濟領導地位，就是因為美國不再是教育領袖，而且走上了不平等日益加劇的道路，希望中國不要走這條路。
他強調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強烈不平等的情況下，擁有非常高的生產力和福利。 財富過度集中反而會降低發展潛力，中國不要走加劇不平等的道路。
皮凱蒂提出的政策建議似乎主要可以歸納為對窮人降稅，對富人增稅。 但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的扶貧並不是簡單以財政政策來實施的扶貧戰略，與皮凱蒂主張的歐洲式扶貧並不完全相同。
貧困定義的改變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開始於當時赤貧的農村地區，通過放棄人民公社的僵化體制，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億萬農民依靠辛勤勞動和多勞多得的國家政策支持，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 在近三十多年來，中國一直以數億人擺脫貧困自豪，這個事實也一再受到聯合國和世界各地主流經濟學家的肯定。
今天的中國，已經難以看到40年前中國很多農村地區普遍可見的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赤貧狀態。 當時貧窮情況之嚴重，不僅皮凱蒂難以想像，今天生活在中國大城市生活富足的年輕人或許也不一定了解。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真正崛起後，中國高層領導人也一直沒有放鬆扶貧的政策力度，持續在不斷提高扶貧標準，希望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問題。
中國政府的扶貧定義和標準也在不斷提高，從2010 年之前解決吃、穿、住基本生存需要為主要目標的扶貧，提高為2010年之後的解決吃、穿、住、義務教育、基本醫療扶貧目標的政策。 中國絕對貧困人口近年來已經大幅度減少。 按官方數據，到2020年中國絕對貧困人口已經下降到僅有數百萬。
但是，不僅皮凱蒂認為中國現在貧富差距嚴重，中國人自己也認識到相對貧困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挑戰。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抗擊新冠產疫情恢復經濟的一次講話中承認，中國仍有6億人口平均月收入不過一千元人民幣。
基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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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出版了《資本與意識形態》，書中加入了對中國、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貧富差異的看法與分析。
在經濟發展上，中國用30到4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了近200年才走完的路，固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一方面社會積累巨額財富，另一方面社會公平問題又極為突出。
以“先富”帶動“後富”的戰略加之部分政策失誤使得貧富差距的矛盾顯得格外突出。
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如果基尼係數大於這一數值，便有出現社會問題的潛在風險。 中國國家統計局於2000年公佈中國基尼係數為0.412之後，似乎就再也沒有官方的權威例行頒布，說明這個問題的敏感性。
也有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質疑基尼係數是否適用於中國特色有國情。 但因為缺乏其它能替代的權威指標，不少經濟學家還是會用這個坐標來研究中國貧富差距問題。 有研究認為中國基尼係數一直在不斷增大，2019年已經達到0.465的高位。
“月經貧困”爭議與中國中產階級
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創造了與世界各地都不太一樣的中產階級。 但這個階層中的一部分人也像西方中產階級一樣關注世界各地近年來隨著全球化普遍出現的貧富差距加大問題。
在維護婦女兒童權益上，在世界各地媒體關注赤貧女性因為衛生巾價格相對其收入太貴、影響生活的“月經貧困”問題後，中國也有女權主義者提出中國也有類似問題，並且立即有人提出應該為衛生巾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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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與皮凱蒂降稅扶貧理論一致。
但也有中國網民指出，有關話題反應了中國大城市高消費的一些中產階級希望藉此降低較貴的進口大品牌衛生巾價格，是替國際衛生巾大廠商助威吶喊，最後消滅中國收入較低的相對貧窮人群使用的低價國產衛生巾製造商，因為在資本的驅動下，他們並不關心中國窮人的生活，而是更關心市場和占有。
缺乏監管的官僚腐敗
中國的扶貧不僅是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扶貧領域，也遇到了權力缺乏監管帶來的嚴重腐敗問題。
脫貧致富和反貪腐也一直是中國政府高層近年來的政策。 相對來說，中國人在貧富差距上爭議不多的，是反對作為中國中產階層一部分的低級官僚腐敗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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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中國貴州貧困大學生吳花燕2020年因病搶救無效去世。 吳花燕的父母雙亡，為照顧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而生活節儉，導致長期營養不良。
中國古語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這句話倒是反映了中國一些貧困地區官僚腐敗情況。 越是貧困的地區，當地官員權力似乎越是沒有監管，讓他們成為“土皇帝”。
中國官方近年來查處了不少有關案件，曝光了一些貧困地區官員騙取套取財政扶貧資金、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好處費、佔用國家扶貧補貼、虛報扶貧項目套取補貼資金等系列問題， 貧困地區反而是“貪腐重災區”，反映出地方財務審計製度監管失控的黑洞。 河北、廣西、福建、江西等中國國家級貧困地區的一些貪官竟然能在數年內迅速貪污數千萬甚至上億人民幣。
中國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屬的獨山縣曾經是中國國家級貧困縣，地處山區，地廣人稀，現在常駐人口也不過約35萬人，但2010年調任到此的縣委書記潘志立開始胡亂借債，以政府信譽為擔保、成立多個融資平台、高息吸引投資人，建設規模超過中國大多數人口數百萬城市的高爾夫球場、大學城、巨型體育館和規模巨大的旅遊設施等等。 當地財政監管徹底失控。
在2019年他被免職時，潘志立讓這個財政收入每年不過10億元人民幣的小縣城背上400多億元人民幣債務，而且絕大多數債務利息超過10%，近似高利貸。
他花費巨款在當地建造的大型建築如今如同“鬼城”，很少有人問津。
潘志立不會傻到在一個人少無名的貧困縣亂搞所謂形象工程，而是他抓住了體制的漏洞：只要因為官方抓不到他具體個人貪腐和利益輸送的實證，僅以“造形象工程”為名，加上上級官員相護，或許就能逃避對其貪腐嚴重性相應的懲處。
2020年3月3日，獨山縣在中國官方名冊上退出貧困縣序列，實現了名義上的脫貧。
這估計是皮凱蒂想像不到的迅速脫貧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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