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聞鼓:直訴制度的代表,爲傳統司法提供補救,體現社會情理文化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代表,爲傳統司法提供補救,體現社會情理文化

2021-01-12 趣史微視頻

之前的熱播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曾多次出現擊打登聞鼓鳴冤的情景。比如,顧廷燁罷官奪爵後還被處以流配之刑,而盛明蘭爲救夫君,身著誥命服敲擊登聞鼓喊冤,之後才終於柳暗花明。足見,登聞鼓在其間的作用,只是劇中人物擊鼓鳴冤的做法有歷史依據嗎?

其實,登聞鼓制度由來已久,之後經過了歷代的發展和豐富,逐漸成爲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直訴制度的代表。登聞鼓在歷史上有著清晰的發展脈絡,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中先秦時期是它的原初時期,漢晉時期是它的初創時期;到了北宋登聞鼓制度得到了健全和發展,成爲當時兼行政與司法於一身的制度,反映了這一時代的以皇權加強爲核心的官僚體制與世風民情之變。

並且,登聞鼓制度在傳統司法體系中意義重大,發揮著民間伸冤、糾正司法的重要作用。登聞鼓制度作爲獨特的司法程序,成爲封建官僚體系中國家與民間社會取得聯繫、獲取民意的重要途徑,可以說擊登聞鼓就是鳴冤,鼓聲就是民意。可見,登聞鼓成爲了中國傳統法律體系外情理文化的載體,對當時社會中傳統的司法體系進行了補救,也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情理文化,

第一,登聞鼓的歷史發展脈絡

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與中國歷史發展密切相關。登聞鼓的發展脈絡大體可分爲:原初時期——先秦,初創時期——漢晉,成熟時期——唐宋,直至尾聲時期。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逐漸完善,顯示了中國法律體系的內在精神和文化軌跡,更體現了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於民聲民願的重視。

1,登聞鼓的原初時期———先秦

先秦時期是登聞鼓制度的原初時期。上文已經見到提到了,登聞鼓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雛形就是上古時期的旌木、禹湯之法。比如,《大戴禮記》記載了:”旌木之言”、”禹時五音之鼓”、” 湯時之鞀”,這些都是勸誡君王的方式,也是登聞鼓制度的雛形。之後先秦時期的”路鼓”和”肺石”就已經初具了”鼓”的形態,也是”擊鼓鳴冤”的開始。

其中,”路鼓”是西周時期的民間上訴途徑。路鼓通常被設置在門下,如果民間之人有冤情的話,就可以選擇以擊鼓的方式爲自己鳴冤,官員會進行受理。比如,《周禮》記載:”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仆與御庶子。”說的是設置在皇宮門外的路邊,鼓聲響起的時候就會有人去處理案件。這就是後期登聞鼓制度的原始雛形,後世的設鼓伸冤是對西周路鼓制度的演變和豐富。

只是,登聞鼓制度的前身還有”肺石”。所謂”肺石”就是指赤色的石頭,《周禮》記載:”以肺石達窮人,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意思是”肺石”的存在就是爲了幫助窮苦的百姓申訴冤情的,只要司法不公,百姓就可以站在肺石之上,會有專門的官吏聽取他的冤情,會對失責的官吏問責。這樣的制度保障了民間百姓的心聲可以直達上層統治者。所以,”路鼓”和”肺石”的本質,都是爲了保證冤情得以昭雪,民意上達天聽,就司法程序而言已經屬於”直訴制度”,這樣的性質,也被後世的”登聞鼓”制度所吸納。

2,登聞鼓的初創時期———漢晉

漢至魏晉,是登聞鼓登上法律舞台的初創時期。漢朝推行了”周鼓上言變事”的制度,爲民間覲見開放言路,只要民衆有冤情就可以伸冤,且具有合法性,足見漢朝時期的”周鼓上言變事”已經初步具備了後代登聞鼓制度的核心要素和外在形式。因爲,它所管轄的訴訟案件範圍也有了巨大的提升,包含了民間互告、民告官、民告奸等多種具體類型,不再像前代一樣廣泛。擊鼓在漢代已經成爲了解決百姓冤屈的途徑和司法救濟程序,是對尋常法律的補充。

此後,北魏時期在闕門懸掛登聞鼓,允許鳴冤者擊鼓鳴冤,直接上訴。這也代表著”登聞鼓”一詞的出現。比如,《魏書》記載: “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到了南北朝時期,登聞鼓作爲定製延續使用。是讓百姓表現民意的快速通道,這也是封建帝王體民情的表現。漢以降至南北朝,是登聞鼓制度的初立階段,登聞鼓的名字正式出現,也被視爲國家制度開始使用。

3,登聞鼓的成熟時期———唐宋

唐宋時期是登聞鼓制度的成熟時期。隋唐時期登聞鼓制度得以穩定發展和使用,比如,《隋書》記載:”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隋朝的法律直接將登聞鼓制度定爲解決民間冤案的途徑,百姓可以過登聞鼓”錄狀”解決。到了唐朝登聞鼓制度更加的細緻化和成熟化,設立了聞鼓和匭院兩個系統,雖然未見設登聞鼓機構,但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相較於前代卻更加完善。甚至,民間百姓可以通過擊打登聞鼓而直接面君,唐高宗時期就在東都、西都都設置了登聞鼓爲了方便百姓們上訴,官員若是不受理登聞鼓上訴被視爲杖責,而這樣的設置也督促了官員們受理案件時要秉公執法。比如,《唐律疏議》記載: “主司即須爲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同時,唐朝的登聞鼓制度也有了具體的規定,民間通過登聞鼓直訴的案件,必須保證安慶屬實,若不屬實的話,擊鼓人會被杖責;並且,不可越官告發,這保證了官員理事的意義,也促進了登聞鼓制度的成熟和徹底定型。

而宋朝繼承前代的登聞鼓制度,並且設置了專門負責登聞鼓的機構。這也意味著登聞鼓制度的更加成熟,宋代設立了登聞鼓院,比如,《宋史》記載:”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登聞鼓院,隸司諫、正言。”到了淳化三年宋代還曾設了理檢司,比如,《理檢使》記載:”令登聞、 鼓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登聞鼓、檢兩院受理的是各級機構處理未善的案件。按照程序,地方的進狀人必須是有經過縣、州、 轉運使受理未善的事時方許上言;並且,在進狀程序 中,登聞鼓院與登聞檢院構成同一鏈條,登聞鼓院在登聞檢院之下,百姓”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 收接”。綜上可見,宋代的登聞鼓、登聞檢院、理檢院構成了三級受狀機構,意味著宋代的登聞鼓院更加的機構化、專員化、程序化。

而宋代的登聞鼓制度的受狀內容也有了更大範圍的延伸。宋代登聞鼓、檢兩院實際受理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務:一是受理上訴,和很多影視劇中所演的那樣,百姓把各級機構處理的不平案件上訴到登聞鼓院;二是受理舉告,多爲舉報官場不公、舉告官員失職或枉 法、舉告他人謀反或違法,這都是對朝政有利的方面,只是登聞鼓制度也成爲一些人打擊異己的工具,比如趙普派親信做宋太祖賞識的馮瓚的私奴,暗地收集馮瓚的過失,然後”擊登 聞鼓訴瓚”;三是議論政事;四是集體請願;五是自薦,擊登聞鼓也是一些有奇才異能者毛遂自薦的途徑,比如《宋史》記載:”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說的就是一個叫做盧之翰曾利用登聞鼓自薦。另外,登聞鼓制度也有一些處罰規定,比如《職官分紀》記載:”違 者依法科罪。”通過登聞鼓訴訟的內容不實的話要受到懲處。可見,登聞鼓制度的確是對傳統法律進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補救。

並且,在宋代呈遞到鼓、檢兩院的進狀都由皇帝直接審閱,其他官員不能代看,由帝王身份的至高無上保證了登聞鼓制度對傳統法律的補救,比如右司諫范諷就組織了宋仁宗想讓晏殊帶看訴狀的做法:”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爲陛 下極言者。”而宋代的皇帝在審閱完以後再委派官員處理,也有一定的章程,保證了訴狀內容不被洩露,也體現了登聞鼓制度是官僚系統以外國家聯繫民間社會、獲取民間社會信息的重要途徑。宋代的登聞鼓制度如此成熟,是皇權得到加強的體現,也體現了宋代法律中注重社會情理文化,是當時儒學復興下關愛百姓的結果。

4,登聞鼓的尾聲時期———明清

登聞鼓的尾聲時期———明清。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同時也是中央集權走向巔峯的時期,而這有意味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文化逐步走向自閉化和專制化,期間登聞鼓制度雖然仍然實行和發展,但是卻卻逐步僵化,隨著中國封建社會一起走向了尾聲。比如,明代雖然沿用了登聞鼓制度,在皇城午門設有登聞鼓,但是卻對登聞鼓的啓用做了嚴格的限制,如有不實之處會被施以重罪,還規定了戶婚、鬥毆相爭等的案件不可擊鼓。因爲,明代規定對法律判決不服的人可以到監察御史處含冤,經過監察御史的允許才可以擊打登聞鼓。足見,明代的登聞鼓使用程序十分的嚴苛。

而清代延續了明代對登聞鼓制度的嚴苛規定,擊鼓需有極大的”苦冤”。到了光緒28年,登聞鼓制度甚至直接被廢除了,登聞鼓制度也就此結束。從登聞鼓制度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登聞鼓制度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作爲對傳統司法制度的補救,以一種直訴制度的形式爲百姓表達冤屈提供了通道,其目的在於強化宮中與府中、皇權與政權乃至百姓的聯繫。登聞鼓制度是古代封建帝王廣開言路、開張聖聽的機構,是藉助百姓之口,通過擊鼓直達天聽的方式對傳統官僚體系的監督和警示。

第二,登聞鼓制度的司法實踐,歷代處理的典型案件,體現其實踐作用

通過上文可知,登聞鼓制度是民情上達、糾錯冤假錯案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國古代直訴制度的代表。登聞鼓制度不僅是民間擊鼓鳴冤的保障,也是保證司法公正的制度,是中國古代司法救濟的重要途徑。這和登聞鼓制度的直訴性質有關,作爲上訴機制,如果百姓遇到重大的冤情,可以不拘泥於常規的訴訟程序,直接擊鼓告御狀,它在歷朝歷代都處理了典型案件,發揮了它的實際作用。

1,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吉翂盡孝、元吉伸冤、李嘗救父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一:吉翂盡孝。比如,《梁書》記載:”吉翂,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敕付太常旌舉。”說的是一個叫做吉翂的人,他的父親被奸詐的官吏誣陷,其父被誣陷後一心求死,吉翂爲了救自己的父親擊打登聞鼓,之後經過審理,他的父親冤情被洗雪。足見,登聞鼓制度是保證司法公正的制度,讓百姓伸冤有路。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二: 元吉伸冤。比如,《宋史》記載: “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劉早寡,有奸狀……又懼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訴元吉病將死。推吏受劉賂掠治……元吉令妻張擊登聞鼓訴之,上怒,韓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說的是一個叫做王吉的人,他的母親與人有姦情,因爲怕王吉告發而誣告王吉,官員收受了王吉母親的賄賂判了王吉有罪,之後王吉的妻子擊打登聞鼓,使得王吉一案昭雪。足見,登聞鼓制度是民間伸冤案的重要途徑。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三: 李嘗救父。比如,《宋史》記載:”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縶。”說的是開封有個女子叫做李嘗,她得了重病因爲只有父親一個親人,所以想要將自己的產業託付給父親,但是其父親被冤入獄,李嘗敲登聞鼓爲父親鳴冤成功。足見,登聞鼓制度是民間伸冤案的重要途徑。

2,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體現了登聞鼓制度的作用: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

通過以上登聞鼓制度處理的三個典型案件,可見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而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

2.1伸冤有路

一方面,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爲伸冤有路。這和登聞鼓制度的本質有關,上文已經講到,登聞鼓制度是國家許民言事、施民以德的制度,是對傳統司法的補救制度,也是百姓鳴冤的直訴制度。而在吉翂盡孝與元吉伸冤、李嘗救父案中,就反映了登聞鼓制度爲百姓提供了鳴冤的途徑,體現了登聞鼓制度使得百姓伸冤有路,監督了執法官員不可肆意妄爲,也爲糾正冤假錯案提供了途徑。反映了冤情可以上達,是統治者以民爲本理念的體現,是國家給予民間伸冤的一種保障。可見,登聞鼓制度作爲許民伸冤的實際作用十分突出。

2.2梳理情理

另一方面,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爲梳理情理。這也和登聞鼓制度的本質有關,登聞鼓制度是封建社會的直訴制度,而直訴就意味著可以不走尋常的司法途徑鳴冤,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中對社會情理文化的體現。比如,上文提到的李嘗救父一案就是李嘗孝心的體現,而此案冤情得到洗雪,是國家法律在正確裁決案件的同時,對於李嘗孝心的慰藉,中國傳統司法情理文化的體現。比如,吉翂盡孝案中,《宋史》記載君主也由衷發出的”禁系淹久,甚可憐也”的感嘆,也正君主的種情感,對案件的洗雪有一定的助力,這也是中國傳統司法情理文化的體現。所以,登聞鼓不僅是一種對司法不公的情理修復,更是中國封建法律重視情理的體現。

三、登聞鼓制度的施行意義

1,登聞鼓制度有和諧性,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

首先,登聞鼓制度有和諧性,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登聞鼓制度是中國歷史下的產物,他的實施給百姓傳達出一種觀念:伸冤有路,登聞鼓制度的存在有了順民達聖、理順民怨的意義。而這樣的觀念有利於穩定百姓心中的不平之心,也對於不法者有很大的震懾,使得法治運行得以和諧,對於維持社會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同時,登聞鼓制度的施行也考慮到了一定的社會情理,將國法與情理相融,使得登聞鼓在糾正司法不公的同時,也考慮到百姓的情感需求,將人治與法治進行了融合,對於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2,登聞鼓制度,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

其次,登聞鼓制度,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登聞鼓制度誕生之初,就是爲了方便百姓伸冤,是民間百姓表達意願的產物,之後經過歷代的發展和豐富,登聞鼓制度成爲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智慧的結晶。登聞鼓制度的直訴形式,爲百姓抒發情理提供了渠道,上文提到的幾個案件中,”吉翂盡孝、元吉伸冤、李嘗救父”都體現了重視孝道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社會倫理的體現。而擊鼓訴冤的方式,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求正義、重民意的傾向,更是中國”公道人心”觀念的體現。所以,登聞鼓制度彰顯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

總結

綜上所述,登聞鼓制度是中國直訴制度的代表,既爲傳統司法提供了補救,也體現中國傳統社會的情理文化。因爲,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和中國歷史息息相關,經歷了原初時期、初創時期、成熟時期、尾聲時期,而它在形成過程中蘊含了中國法律體系中重民心的內在精神。並且,登聞鼓制度作爲司法實踐,在歷朝歷代都處理了典型的案件,發揮了實際的作用,並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值得注意的是,登聞鼓制度的施行也有一定的意義,不僅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還體現了中國傳統法律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