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弛|在疫情下歷史地思考「事件」


張弛|在疫情下歷史地思考「事件」

2021-01-16 澎湃新聞

去年10月,達恩頓應邀在浙江大學歷史系待了半個月,做了三場講座。只要沒課,我就會陪同在側。一次,我好奇地問他:「您下一步有什麼研究計劃?」他的回答既有些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我要研究事件史,研究1789年。我想知道,他們在1789年前想些什麼,他們的想法如何影響了後來的事情,1789年到底怎麼發生?

爲什麼會出人意料?因爲達恩頓之前只研究書,只關心書的生產與閱讀。當然,屠貓是個事件,但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事件,因爲屠貓的意義在於表達了文化。實際上,他有意迴避革命,因爲他認爲只能證實人們讀了什麼,但證明不了讀的書怎麼影響觀念,更不能證明如何影響人的行動。他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兩位導師理察·科布(Richard Cobb)和夏克爾頓(Robert Shackleton)的經驗主義對他影響很深。他也因此與好友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爭論不斷。「這書有很多錯,羅傑想得太多,但證明不了」,他指著我收藏的四卷《法國出版史》(

法文版的歷史

)說道。

不過,轉向研究事件,也不奇怪。國外學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就重新開始關注事件。我們知道,歷史學一度想把自己建成一門科學,放棄了傳統史學的方法和研究對象。這種努力很快走進了死胡同:人不可能被科學化,除非歷史研究的不是人。斯通(Lawrence Stone)很早就預見到敘述正在開始復興,史學家開始重新關注事件

(「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新史學》第4輯,大象出版社,2005年,原文寫於1979年)

。幾乎在同時,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阿布拉姆斯在那本很有影響的《歷史社會學》中,專列一章,題爲「解釋事件:方法論問題」。他這樣界定「事件」:「事件是有預兆性的結果(portentous outcome)的事情(happening)……這不僅僅是一個被講述的事情,而是一個具有一定文化意義的事情。」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歷史社會學》,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頁)。 191)

這個定義現在來看,依舊很有深度。九十年代以後,「事件」越來越受重視:社會學出現了「歷史轉向」

(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第10期)

、歷史學有「實踐轉向」

(俞金堯、張弛、施皮格爾,「歐美史學新動向:實踐史學」,《光明日報·理論版》2011年09月13日),人文科學「歷史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經歷這些不同轉向,「事件」這個概念,同「實踐」(practice)、敘述(narrative)、能動性(agency)等聯繫在一起,成爲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得以超越結構困境,強調或然性與人的主動性的概念工具。

不過,達恩頓會關注事件,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不是學術的,而是經歷。「9·11」改變了很多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根據民調機構加洛普的統計,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認爲他們的生活被永久改變了。他也不例外。在逛上海外灘時,他和我說,原來那座大廈樓上有一間「私人會所」,他當美國歷史協會會長那會,一些「富豪」會按照慣例,不定期地宴請包括他在內的一些知名史家。「我們私下關係很好」。 「9·11」以後,很突然的,一切都變了:

我的那些朋友,很好的朋友,不少都在那場災難中喪生,我覺得,歷史事件很在很短時間裡改變一切,而這是之前無法預見到的。

我突然明白,以前對所謂「學術前沿」的理解,著實膚淺,因爲前沿也好,轉向也罷,對身處其中的國外學者來說,不是在玩學術遊戲,不是爲寫綜述而硬生生總結出來的東西,而是對真實的生活體驗與政治訴求的表達,是對「生活之重」「世界之重」的體察。思想和現實從來不是分開的,學術與生活也從來不是割裂的,學派思潮正是對生存環境各抒己見、針鋒相對的產物。當然,這首先得有自由討論的空間。

生活很難避免事件,小到兩車追尾,大到地震火災,甚至是像今年春天爆發的疫情。當然也有像中了彩票這樣的「好事」。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不管是否願意,它總有能力對抗人的意願,總有力量打斷日常生活節奏:計劃落空了,工作完不成了,或者得到獎金,興奮不已,平靜的日子也沒了。生活有可能被徹底改變,有時只是短暫地改變。總之,事件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是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天都會直接或間接經歷到看到,但是又因爲太熟悉了,所以不太會去反思,更不可能把事件當作一個概念進行思考:到底什麼是事件?是不是所有發生的都能稱作事件?爲什麼有的事件會有那麼大的影響,有些就沒有?有沒有更深層的原因?事件是否有起點,是否有終點?我藉助一些新近出版的研究,簡單探討下這些問題。

近期,美國史家譚旋的作品陸續被譯成中文。《路易十六出逃記》是一部生動有趣的「事件史」。《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原題爲《法國大革命中恐怖的降生》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來臨》,2015年)

,綜合了他近二十年來有關大革命恐怖起源的研究,結合了事件史、情感史等多種方法。譚旋在2008年墨爾本大學的Miegunyah Lecture中首次闡述自己的觀點,這份講稿篇幅不大,我寫博士論文時讀過,很有啓發。在大革命的研究者中,他可謂特立獨行,是位很有英國經驗主義特色的美國學者,大量使用回憶錄、日記和檔案材料,不太藉助二手研究,或許因爲這,他對某些材料的真僞判斷有誤

(比如Feuillet de Conches編的六卷《路易十六、瑪麗-安托瓦內特和伊莉莎白公主的未刊通信集》【Louis XVI, Marie-Antoinette, et Madame Elisabeth: Lettres et documents inédits】很多材料是僞造的)

。譚旋處處與弗雷等修正派「暗著」較勁,很少提思想觀念的影響,比如《路易十六出逃記》徹底不提有關王權「去神聖化」的研究,而認爲即便大革命爆發了,民衆對國王的態度沒什麼改變,而真正起轉折點的是出逃這個事件。於是,事件和結構成了對立的關係,而不是相互作用,結果是譚旋雖然用浩瀚的材料證明了事態使然,但讓人覺得是用描述取代了分析,用過程取代了原因。我借用一些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彌補這個不足。休厄爾關於結構——事件研究

(「歷史事件作爲結構的轉變:在巴士底獄發明革命」,收入《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朱聯璧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以及人類學家薩林斯的《歷史之島》

(藍達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都很有啓發。這些研究都不能算最新的,但是學術思考不是走秀,求新不是目的,能有助於思考我們的處境才有價值。

《路易十六出逃記》,[美]譚旋著,趙雯婧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00頁,75.00元

《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美]譚旋著,黃丹璐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552頁,128.00元

首先,什麼是事件?

要區分兩個概念,「事件」(event或évènement)與「事情」(happening或chose)。 「事情」大體上是反覆發生、周而復始的,而且很快就會結束,不會引起一連串影響。比如兩車相撞、街上兩人打架,這都是「事情」。「事件」則不同,「事件」是「重要的」。借用休厄爾常用的例子,一般兩人打架是「事情」,但是如果是黑人和白人打架,又發生在一個特殊的街區,那可能會演變成「事件」,很可能還會產生一系列影響。

「事件」和「事情」的根本區別在於,「事件」是結構性的,「事情」則不是。路易十六出逃就是一個事件,因爲它關係到行政權與立法權等很多結構問題。同年2月路易十六的姑媽法蘭西的阿黛拉和法蘭西的維朵兒逃離法國,就只是一個事情。同樣攻占巴士底獄是事件,但攻占榮軍院則是事情。事件一定是有結構意義的,反過來只有對結構有影響的才稱得上事件。這是事件的最基本性質。

事件是結構性的,所以事件發生後,會產生一系列影響,就像敲擊玻璃產生的裂縫,會不斷擴散一樣。也就是說,事情是孤立的一件事,但事件是由於多個連續事情組成。法語évènement(事件)的意思就是指「一連串事情」

(le succès de quelque chose,《法蘭西學院辭典》,1740年版,上卷,640頁)

。比如路易十六在瓦倫被攔下後,會產生一連串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如何界定這個行爲,國王是否還能像以往那樣行使權力等,期間更有可能因爲另一些偶然的事情,又滋生出新的問題和矛盾。制憲議會內部的分歧進一步加深,保守派更保守,激進派更激進,大量貴族、軍官和士兵陸續出逃。這種彌散性、延續性和波及性,是事件的最基本特點。但是,法蘭西的阿黛拉和法蘭西的維朵兒的出逃,就不具備這樣的特點。

如果站在歷史現場,那麼歷史事件剛發生時,可能只是件不起眼的普通事情。比如制憲議會起初只覺得攻占巴士底獄與此前的民衆暴力沒什麼不同。隨著局勢改變,以及其他事情的發生,這才變成真正的歷史事件。當然,很多歷史事件一開始就被看成是事件,比如瓦倫事件就是如此。但是,這只是說,偶然和必然不是區分事件與事情的標準。當然,從結果去看,事件當然是必然的,因爲它是結構的,但這是一種後見之明,分析歷史不能這麼看。

所以,事件史和傳統的政治史的研究對象,看似相似,實則不同。傳統史學也關注事件,比如王朝戰爭,但是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爲事件主角重要,發動戰爭的是路易十四,帶領瑞典崛起的是查理十二,這是一種英雄史觀,將重要任務或重大事件的命運泛化爲整個民族的命運

(薩林斯:《歷史之島》,上海人民,2003年,第60頁之後)

。事件史本質上是社會史視角,不在乎事件的主角,可能是重要人物,也可能是普通民衆,比如法日爾和勒韋分析的十八世紀中葉巴黎兒童失蹤案

(阿萊特·法爾熱、雅克·勒韋,《謠言如何威脅政府:法國大革命前的兒童失蹤事件》,楊磊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另外,傳統的政治史一般都會將事件發生的時間關係等同爲因果關係,將偶然性視爲必然性,借用科林伍德的批評「假如克里奧巴特拉的鼻子生得長一點的話,整個的世界歷史就不同了」

(《歷史的觀念》,何兆武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1頁)

。事件史是結構視角,時間關係只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

《歷史之島》,[美]馬歇爾·薩林斯著,藍達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429頁,25.00元

事件史與文化史也有區別。文化史也分析事件,比如達恩頓筆下的屠貓,斯密的新作《熱窩當的怪獸》研究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南部流傳的狼人故事

(Jay M. Smith, Monsters of the Gévaudan: The Making of a Bea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湯曉燕:「全景式」文化史研究的新嘗試,《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4期)

。文化史的事件背後也有結構。不同在於,文化史關心如何通過事件觀察文化結構,事件史的目的是分析事件對結構的影響與改變。用更抽象的話說,文化史研究文化或意義結構的再生產,而事件史關心事件如何改變結構。

事件是如何改變結構的?

下面以休厄爾分析攻占巴士底獄爲例。根據他的看法,之所以攻占巴士底獄,而不是攻占榮軍院,能成爲一樁歷史事件,進而成爲法國大革命的起點,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象徵意義,巴士底獄作爲王家監獄,是專制象徵,而且這是一場流血衝突,帶有涂爾幹所謂「集體歡騰」。象徵意義是構成歷史事件的前提,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其次,攻占巴士底獄引發了「一連串事情」:路易十六下令撤走了包圍凡爾賽和巴黎的軍隊,並且親臨議會;巴黎民衆自發組建了市政府,選舉了市長和國民衛隊的指揮官;國王召回了內克,並御駕巴黎,接見了新市長等等。這些事件之間未必存在必然聯繫,但是最終回應了一個核心問題:能代表國民的是國民制憲議會(7月9日更名)還是國王。這個核心問題是三級會議開會一個多月來各種矛盾的最終表現:是否要立憲,如何立憲,投票中是否要保留等級身份等等。攻占巴士底獄突破了這個困境,事實表明證明,國王不僅認可了「國民制憲議會」這個身份,也接受了革命成果:新的巴黎市府。現代意義上的革命誕生了,革命(révolution)一詞不再指騷擾暴動,而是指人民通過流血犧牲,有目的地創建一個更好的政治體制的行爲。經歷這一過程,攻占巴士底獄從傳統的民衆暴亂——這是7月14日晚制憲議會對這一事件的界定——轉變爲現代的革命行動。這個過程,既是攻占巴士底獄這一事件區別於其他類似行爲——比如攻占榮軍院——得以成爲歷史事件,同時也是這一事件逐漸改變原有結構的過程。也就是說,歷史事件的塑造(making)和結構的改變是同一過程。

對上述過程做個總結。事件史所謂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情,而是「一連串事情」,這是最基本的認識。事件絕不會在某個日子結束,而是會產生一系列「蝴蝶效應」,具體什麼時候結束,很難說。比如攻占巴士底獄,並不是結束在當日。瓦倫事件也一樣,儘管制憲議會以「國王被要挾」的說法掩蓋了實情,想要儘快解決這個事情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這絕不以它的意志爲轉移。事件中產生的政治分離、馬斯校場的屠殺、共和派的出現、權力結構中愈演愈烈的張力、國外勢力對法國態度的改變等等,這些都是事件的延續與發酵。今年春天的疫情也類似,它有不同層面的影響,既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傳染病,也是一個事件,很難用單一的標準確定結束時間。當然,這「一連串事情」之間很可能不存在必然聯繫。國王撤走軍隊與7月14日行動關係不大。瓦倫事件之後各國只叫囂,沒採取實際行動,這和制憲議會採取的措施也沒關係,他們主要擔心一旦把事情鬧僵,反而會挑起本國臣民學法國的樣,把本國的政府也推翻了。事態發展的軌跡也可能與最初的表現完全無關,參與攻占巴士底獄的人只是爲了搶奪武器,絕不會預見到會產生全新的巴黎市府與國民衛隊。經過不斷發酵,行動總會產生一系列「非預期性和非預見性的後果」

(弗蘭克·德·茲沃特,“意料之外但並非意料之外的後果”,《理論與社會》,第一卷。 44號,第3期,第283-297頁)

。儘管可能會產生看起來很彌散的效應,儘管參與者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但是事件會產生一種綜合的力量,改變結構。

事件爲何能被改變結構?

這比較複雜,各家說法不同。休厄爾認爲社會生活的原先結構已經發生鬆動,「正常生活已然失位」,對權威沒有了共識,危機早已四散擴張,甚至關於社會的傳統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事件就發生在這樣一個結構有待重組的時刻。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覺得他把很多應該解釋的現象看成了事件的背景。多伊爾的看法不同,他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是一部「事件史」。他認爲事件之所以會導致結構性改變,是因爲隨著事情的連續發酵,隨著參與的主角越來越多,誤解會越來越多,一開始可能只是一些不經意的偏差或失誤,但隨著局勢不斷變複雜,局面不斷變激進,這些失誤很可能演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他關於革命起源的分析中,這根稻草就是巴黎高等法院規定1789年三級會議將按1614年的形式召開。多伊爾的看法更細緻,更歷史,但是缺少結構性。

首先要明確一點,大多的結構轉型,包括思想和社會,不是因爲引進了一種全新的、徹底陌生的激進思想,而是由於原來內部的要素的作用,是紮根於傳統的變革。現在關於政治轉型或思想革命的研究,大都已經接受這種結構主義的觀點。比如中國新文化的早期研究強調傳統已死、「儒教已死」,七十年代後轉向,認爲五四新文化不是對傳統的激進拋棄,而是延續

(墨子刻,「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食貨月刊》,十卷十期、十一期)

。關於法國革命研究也是如此,激進與傳統從來不是判若水火,從臣民到國民的轉變,正是依託了全國三級會議這一傳統機構。

事件能改變結構,具體有這樣幾點原因。首先是可能性。大部分結構或多或少包含一些異質性因素。比如革命前的法國,雖是絕對君主制,但卻保留了等級社會的要素。另外,結構的穩定和體制的順利運作,都依賴於一套穩定的、爲衆人所接受的觀念體系,涉及權力、權威、社會結構、身份認同等等一套認同體系和秩序,而維持認同的是一套話語結構。比如在舊制度下,peuple一般指「暴民」「羣氓」,而révolte指「暴亂」「暴動」,都以消極負面意思爲主,這與社會結構的秩序有關。但問題是,一個詞往往有很多意思,比如在十八世紀,peuple也指「人民」「國民」「全體社會成員」,儘管不多見,révoltion除了指周而復始的循環,還有一層含義是「世事動盪變化」

(1684年第一版《法蘭西學院辭典》指命運與世事,1718年版的界定有所拓展,包含了「國家事務」這一層新的含義)

。這意味著言辭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並不存在嚴格對應關係,很可能會與其他完全不同的概念或對象發生聯繫。拉克勞和墨菲把這稱爲「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

(《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除了可能性外,結構轉變還有一些必要的誘因或者直接原因。薩林斯說:「文化的圖式也是以歷史的方式進行安排的,因爲他們在實踐的展演過程中,其意義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價」

(《歷史之島》)

,他的意思是,現實儘管受到結構限制,但是它有自己的邏輯,未必都會符合結構的約束。舉個簡單的例子。結構好比劇本,事件好比是演出,原則上每次演出不能脫離劇本,但是不能排除導演和演員有自己的即興發揮,也不能排除有時候需要入鄉隨俗地進行一些改編。這些即興發揮和改編有可能會影響劇本本身

(參見萊文在他的經典研究《雅,還是俗》【郭桂堃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中分析莎士比亞劇本在美國的命運)

。這兩方面因素結合起來,結構就有可能發生變化。

事件有沒有起點和終點?

事件史認爲,都沒有。這好像背離常識。按照一般的理解,事件總能在時間軸上找到明確的起點和終點,就像《資治通鑑》每個紀年下的事情,有開始,有結束。但是,事件史的事件,和一般理解的事情有區別,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能影響結構的、由「一連串事情」所構成的事件。所以,要想搞清楚事件的起點終點,就得弄清楚具體哪些事情屬於這個事件。但是,這不可能有定論。

事件沒有統一的起點。就拿法國大革命來說,革命從什麼時候開始,從沒有統一的說法,左派學者基本上認同7月14日,因爲這一天賤民/民衆變成了人民。也有認爲屬於6月17日,因爲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議會,出現了權威的轉移。而右派學者則會把時間往前推,比如弗雷就把起點定在「莫普改革」(1770),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學家如基佐、托克維爾則從更長的文明史角度來看,革命的起點就顯得更模糊了。所以,決定事件的起點,不是一項實證工作,而是首先涉及到人們對事件本身的理解。比如這次疫情出現後,媒體、微信公衆號整理了不同的「時間線」,起點就很不一樣,這體現了人們對疫情原因的不同理解。

事件沒有統一的終點。

再以瓦倫事件爲例。結束在什麼時候?這取決於對事件的定位。如果就事論事,那麼把制憲議會通過「國王要挾說」、讓謀劃出逃的布耶將軍作「替死鬼」視爲結束。這當然都是謊言,但大部分代表一心想要恢復到正常狀態,所以謊言也竟然投票通過了,而且議會在當時還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外省人更相信它,再者說他們對發生的事情本來一頭霧水。從實際層面來看,制憲議會控制局面本也不難,因爲軍隊基本在保王派手裡。如果眼光放長遠些,還可以把國王在9月14日簽名接受憲法作爲結束,表明立憲君主制正式落成,無論對議會而言,還是對國王,則是個圓滿結局,各有所得,各取所需。但這是一個事件,而不是事情,難道會這麼輕易結束?難道那些被追捕、四處躲藏的激進派和共和派真的就此銷聲匿跡了?7月17日那天在馬斯校場被擊斃了五十多人,這一頁真的就能悄無聲息地翻過去了?問題可以被掩蓋,悲劇自然也容易被高歌凱進的勝利淹沒,歷史事件也完全可以被當作事情來書寫。但是,事件背後的矛盾,尤其是那些結構性的矛盾,絕不可能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新制度——立憲君主制對法國人來說的確是新制度——一開始運行,就出現了問題。怎麼可能不會有問題呢?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實就是重演過去,因爲結構問題還在,只不過已經發生過了一次了,現在只會以更激進的方式重演。國王除非什麼都不做,因爲只要他「合法」地動用自己的權力,就等於「合法」地與人民意願進行對抗。1791年11月11日國王否決了「剝奪普羅旺斯伯爵繼承權,勒令其兩月內回國」的法案,同日否決了「勒令流亡者回歸,否則領地充公」的法案,12月19日否決了「勒令未宣誓教士在一周內宣誓,否則視同疑犯」的法案。在被推翻之前,國王只有一次「大大方方」地贊成議會的議案,就是1792年4月20日正式向波西米亞與匈牙利王國宣戰,因爲就連王后都很清楚,宣戰對王室十分有利:「蠢蛋們不知道,打仗會對我們很有利,因爲所有國家的力量都會集結。」當時就有人看得很清楚:國王是在用憲法摧毀憲法,用制度擊潰制度。結構矛盾裹挾了整個體制,制度越運行,埋葬自己的可能性越大,革命越有可能朝著激進的方向推進。所以,瓦倫事件反映的結構問題,一直存在,且不斷激化,成爲議會與王權決裂、最終埋葬君主制的根由之一,這個事件完全可以說直到1792年8月10日才算告一段落,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幾乎是前一年的重演,只不過這一次民衆不僅僅沉默和怒視,而且拿起槍炮,攻下了杜伊勒里宮。這一次,挾持國王的,不是反革命者,也不是貴族,而是人民,他被關進了塔樓,再沒能出來。

事件史還有很多可以深挖的方面,比如事件發生時人的感受什麼樣?這很值得深思,因爲事件是個特殊時刻,是「正常生活已然失位」,情緒會發生劇烈的波動:有人會覺得恐懼或不安,有些人也可能會變得十分激動,變得熱情高漲。再比如,日常秩序的瓦解到重組,是如何發生的,人又是如何體驗的?而且,經歷事件的主體,所面對和經歷的,絕不僅僅是一個事件,而是蜂擁而至、接連不斷、各式各樣的事情,因爲原先主控生活的「元敘事」瓦解了,主體完全可能處於一種被事情「掩埋」,無從辨識,不知所措的不安狀態。

事件史是一種有深度的歷史學,它能將關於過去的反思和現實的體認結合在一起,能爲我們思考日常生活提供最直接的資源。總希望生活能平平淡淡,這不現實。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事情,甚至遭遇事件。事件突如其來,而且必會以難以抗拒的力量,迅速而徹底地打亂節奏,改變生活。人會顯得極爲弱小,極爲無力。當然也有另一種不同的情況,比如1789年夏天的巴黎人,更多是亢奮,是激動,是自信,深信一切都會改變,而且必將變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本質相同,人都被事件囚禁,被事件驅使。我認爲,歷史學的價值,就體現在此刻它能爲你提供掙脫困境的希望,哪怕是一絲希望,哪怕最後希望也就化爲絕望,但是這一刻,你或許會比別人多一點自信,多一點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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